2024年4月26日將迎來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創立12週年，雙方卻沒有舉行高規格的紀念活動。2019年以來，雙方領導人會晤頻次降低，中東歐國家接連退出合作，無不折射出這項合作機制陷入停滯的現狀。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又被稱為16+1，參與合作的中東歐16國包括阿爾巴尼亞、波黑、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其頓、黑山、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2019年希臘加入後一度改稱17+1。
2012年4月26日，首屆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波蘭華沙舉行，並形成年度會晤機制，中方出席領導人為國務院總理。從2013至2019年間的七次會晤分別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中國蘇州、拉脫維亞首都裡加、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保加利亞首都索非亞和克羅地亞旅遊勝地杜布羅夫尼克舉行。
然而，雙方自2019年疫情爆發後就沒有再舉行過線下領導人會晤，距離2021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的視訊會議也已經過去四年之久。在此期間，不僅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宣佈退出這項合作機制，中國與捷克等其他中東歐國家的關係也受到衝擊。
政治經濟雙重影響
中歐亞洲研究所（CEIAS）執行所長馬泰·西馬爾奇克（Matej Šimalčík）向美國之音表示，“中東歐國家最初的反響和開展合作的意願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當時，中東歐國家將對華合作視為能夠為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的手段。”
他認為，這項合作陷入當前的困境有其根源。“合作自啟動以來就遇到了一些問題。合作議程設置從一開始就由中方主導。中東歐各國往往不僅無法推動議程，而且也無法就與中國的何種合作最符合其利益提出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中國—中東歐領導人年度會晤就淪為空談，同時服務於中國大內宣目的。”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嘉穎向美國之音表示，一方面，不少中東歐國家在“看到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和隨後北京對莫斯科的持續支持之後，對北京及其合作項目日趨謹慎甚至懷疑。”另一方面，“隨著中國自身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對外投資項目開始減少，合作的經濟動力不再強勁。”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在歐洲的跨國鎮壓、與捷克和立陶宛的外交爭端以及經濟懲罰進一步降低了中東歐國家與北京合作的興趣。”
西馬爾奇克表示，中國已經意識到這項合作目前所處的停滯狀態。然而，“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以及對部分中東歐國家的敵對政策和黑客攻擊、中國對歐洲議會中東歐籍議員就新疆問題實施的制裁以及對台灣—中東歐關係，特別是台灣—捷克關係的干擾，都使雙方合作變得更加困難。”
布拉格國際事務協會（Asociace pro mezinárodní otázky）中國問題研究員菲利普·舍博克（Filip Šebok）向美國之音表示，“自2012年中國創立16+1機制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時，中國對於中東歐國家而言主要是一個經濟行為體，但如今“對於包括中東歐國家在內的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中國顯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的安全保障和地緣政治上的挑戰。”“隨著美中競爭的加劇、歐盟對華立場的強化以及中俄關係的日益密切，特別是北京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的立場”，中國—中東歐合作的總體地緣政治背景已經在過去幾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
他又補充說：“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日益威權化的轉向、侵犯人權行為以及威權主義在海外的蔓延也改變了中東歐民眾對中國的看法。”
合作成果各國各異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在過去十二年間並非成果全無。莊嘉穎認為，總的來說，“政治上越專制、外交上與俄羅斯關係越友好的中東歐國家，往往在對華合作議題上更加積極。”而那些更加警惕俄羅斯及其威權主義的中東歐國家則與之相反。
西馬爾奇克表示，北京在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中將維謝格拉德四國、波羅的海三國和巴爾干地區的眾多國家集合在一起”，將中東歐國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接觸，但是“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除了共同的共產主義歷史遺產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共同點。”
舍博克根據對華關係親疏區分了三組中東歐國家。“與中國關係最親密的國家包括匈牙利和塞爾維亞，中國與兩國的雙邊關係日益密切，雙方的夥伴關係涵蓋經濟、政治關係和安全等各個領域。中匈、中塞關係是中國在中東歐的兩大支柱。”
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在內的波羅的海三國和捷克。這些國家“現在大多將中國視為對安全威脅，原則上反對深化對華合作。波羅的海三國已經全部退出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捷克方面也對此考慮已久。”
更多的中東歐國家仍在觀望之中。“這組國家在中東歐地區的數量最多、佔比最大，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波蘭。這些國家總體上對中國確實有一定的保留，但仍然有興趣與北京合作，特別是在經濟方面。”
重啟合作尚需契機
舍博克認為，北京要爭取中東歐國家的支持，就應該滿足這些國家對經濟合作的期望。他說，中東歐國家之前對中國的經濟利益預期沒有達到。現在情況有所轉機，“一個重要因素是中國對中東歐電動汽車供應鏈的投資正在不斷增加，儘管主要是在匈牙利，但在斯洛伐克和波蘭也可以看到這一跡象。這或許將為雙方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歐美政局變動也可能為重啟合作創造契機。例如，2023年斯洛伐克議會選舉和2024年斯洛伐克總統選舉後，“斯洛伐克新政府顯示出尋求與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的跡象，這可能會對其他中東歐國家產生聯動效應。”另外，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選舉以及美國對歐盟態度的可能轉變等地緣政治變動，也可能為中國利用該地區的不確定性並增加其影響力提供新的機會。”
如果在最高領導人層面無法重啟合作，也有可能在較低層級上展開。在這方面，西馬爾奇克認為，“非政府組織或地方政府行為體的雙邊互動，包括今年6月將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創新合作智庫論壇，以及計劃於今年10月在中國舉行的中國—中東歐國家地方政府會議”都值得關注。
維也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