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鐮刀斧頭昂首踏入香港上市國企
“鐮刀和斧頭正昂首踏入香港的一些上市公司”，香港記者任美貞為《南華早報》5月的一篇專欄文章寫下這樣的標題。
任美貞說，多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企正在設立共產黨委員會，自封為企業的重要監管部門，為董事會提供運營、人事、戰略事務的“建議”。
她寫道﹕“在中國，黨對國企有最終拍板權。幾十年來，這種做法多是形式大於內容，但是習近平讓這種黨的控制變得格外真切，” 。
30多家上市國企集體姓黨
去年10月，在一次有中國大型國企負責人出席的會議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強調，堅持黨的領導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
此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党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干意見》。
星期一（8月14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綜合香港交易所和路透社的資料得出，從2016年至今年7月底，至少32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國企提出變更企業結構，在公司章程中加入設立黨委的條款。
過去幾個月中，這種做法尤為明顯。比如，按資產計算為世界最大銀行的中國工商銀行在6月底召開的股東年會上通過了修訂的公司章程，其中包含這樣的條款：“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及《公司法》有關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黨委設書記1名，副書記2名，其他黨委成員若干名。董事長、黨委書記由一人擔任。”
其他香港上市國企，包括中國最大的證券公司中信證券、石油和天然氣巨頭中石化、眾多鋼鐵和能源集團等也都在公司章程中明確了党的核心領導地位。這30多家企業的總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
國企、私企到外企，鐮刀斧頭從未缺席
其實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鐮刀斧頭一直牢牢控制著國有企業。這種制度始於軍中。1927年，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在幾次武裝暴動失敗後，痛定思痛決定在軍中建立反映黨組織的等級制度，在連級設黨支部，排和班一級設黨小組，自上而下貫徹黨的最高指令。
“國有企業中一直就有黨委，從來沒有間斷過，” 曾經參與中國政策制定的旅美政治經濟學者程曉農說，“唯一一次不同的是1987年趙紫陽在十三大提出過政治改革，其中有一項就是企業內黨政分開。”
他說，“黨政分開”不是說企業內不許有黨組織，而是黨組織和企業內的行政負責人分開，“也就是說黨委書記不一定是企業的負責人。”
但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讓趙紫陽的政改計畫胎死腹中。
程曉農說﹕“過去是暗的，不強調而已，現在是響應習近平號召，把旗子重新打一下，說明我們緊跟中央”。
鐮刀斧頭進入香港金融界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20年前，在北京的授意下，國有企業開始在香港上市。國際投資者提供的資金為中國的經濟擴張提供了助力。 如今，這些國企的市值佔據了香港股市總市值的近三分之一。 如果算上私營企業，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內地企業合計達999家，占總市值的近63%。
鐮刀和斧頭也越來越多地滲透進這些私營企業。
程曉農說：“90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想加入WTO擴大出口，那時候為了迎合西方世界對普世價值的認同，中國當時也做了一些表面上的調整，假裝認同普世價值。西方也多少有點裝糊塗。”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沒多久，共產黨的控制正式被引入私營部門。 自那時起，員工中至少有三名中共黨員的私營公司必須成立黨支部。2006年前後，以沃爾瑪為代表在華外企也進入“黨支部”時代。
“白紗揭掉還是紅布”
“共產黨原本有一層紗布罩在上面，現在把紗布揭掉了而已，”程曉農說，“說白了就是大家是相信那層紗布還是不相信的問題。香港人眼睛還是比較尖的，知道那底下是紅布。”
“現代中國經濟是党-企業聯合集團式的經濟，” 香港時評人練乙錚在為《紐約時報》撰寫的文章中說，“它的構造本身，就是為服務於中共經濟與政治的意志和利益而設計的。”
程曉農認為，設不設黨委對於這些進入香港的紅色資本沒有本質上的影響，對於投資者也不會有影響。 “不管是外國公司，中國股民還是香港股民，他們認的是錢，不是黨政，所以不管公司總經理有沒有黨員的資格，對他們來講，他們只關心一條，這個公司能不能多撈錢，”他補充說，“當然在中國，是黨員比非黨員撈錢的機會多一點。”
到目前為止，香港的監管部門沒有對這些來自內地的上市公司“集體姓黨”的舉措做出任何回應。
香港記者任美貞承認，這或許就是投資中國的政治現實，香港別無選擇，但是她仍然感到憂慮。她說，這些上市公司黨委成員至少應該遵守交易規章，因為他們是公司實際上的管理者，掌握著內幕資訊，可是現在我們連拿到這個委員會全體成員姓名的權利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