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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專訪香港資深傳媒人韋安仕
資深傳媒人韋安仕（Steve Vines）從英國來港30多年，早已視香港為家。但近來他在香港電台的節目備受砲轟，自己也收到威脅訊息，唯有焦急地離開香港，重返他不熟識的英國。韋安仕在英國接受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捷的專訪，講述了他離開香港的背後原因。
居港34年後不太習慣英國生活節奏
不認識韋安仕的人如果在英國街上碰到他，單憑外表可能會認為他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當地人。但只要與他相處數分鐘，就會明白，他根本就是個香港人。
這位資深傳媒人7月急忙離開香港，就是在選擇落腳地點上，都選在約有200個香港新移民家庭聚居，倫敦以北的聖奧爾本斯區（St Albans），即使他事前不知道這個地區吸引了很多香港人居住。他更高興地說，只要一打開家門，就會聽到廣東話，令他感到十分親切。
記者與他相約在該區一間咖啡店見面，點了兩杯咖啡但竟然等了十多分鐘才煮好。記者見到韋安仕表現出有點不耐煩，在取咖啡後聽到他抱怨說，英國效率真慢。或許是因為他在香港除了傳媒工作之外，在公餘時間也參與營運餐飲業務多年。明顯地，韋安仕未能接受英國的服務水平。
71歲的韋安仕說，香港是他居住最長的地方，已經居住了34年，可以說是接近人生一半時間。記者問他離開香港的感受時，他直接了當地說，他仍在“拒絕接受現實”的階段。
在恐懼的心理影響下無奈離開香港
韋安仕的心仍在香港，儘管他不再適合在香港居住。他說，在香港見不到任何希望，只有不斷倒退，每天都有人被拘捕、組織被禁或解散、有些人因政治立場被辭退、有些人在預計被趕走之前自行離職。
他急於在8月1日前離港。當天，香港實施新的入境條例，賦予當局權力禁止任何人登機，更沒有任何法律渠道，可以就有關決定作出上訴。雖然韋安仕不認為他出境離開香港將遇到任何問題，但在恐懼之下，他還是決定盡快離開。
他說：“如果都決定了要走，為何還要留下來面對更多風險？”
記者在香港的空間每日在減少
過去多年，韋安仕一直在香港電台主持長壽的英文時事節目《脈搏》（The Pulse），連同該節目的前身，時間長達20年。近10年的時間，他亦有在港台主持晨早電台節目。去年，一套全新的國家安全法在香港實施，為傳媒業界以至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這位前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說，他從沒準備過離開，但結果因為環境轉變得太快，他還是要從香港電台自行離職。
他說：“記者在香港的空間每日在減少，如果我不能好好地做我的工作，我會寧願不做。”
港台新高層主政後充斥着恐懼氣氛
沒有傳媒經驗的香港政務官李百全自今年3月上任廣播處長職務之後，香港電台不少時事節目被取消，《脈搏》幾乎是剩下的最後一個。
新首長帶來一群負責審查內容的人，據韋安仕說，港台高層不喜歡他在電台節目上作出評論。他說，高層沒有直接向他施壓，但壓力會出現在為他製作節目的同事身上。
他說：“我不想為他人製造麻煩。我可以為自己製造麻煩，因為我會負責任，但我感覺我會令同事處於一個兩難局面。”
“你知道紅線在哪”
港版國安法下紅線處處，韋安仕說所有獨裁者都會跟記者說：“你知道紅線在哪”，但此話意思就是暗示記者封口和自我審查。
韋安仕說，在香港政府旗下的港台工作，很諷刺地說，好處就是能夠試出紅線在哪。例如，《脈搏》記者唐若韞就因為在節目上，向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問及台灣的地位問題，因此遭到中國官方媒體砲轟，最終她被迫辭職並刪除所有社交媒體帳戶。
韋安仕說，他對於港台內部充斥着恐懼的氣氛感到非常不滿。
他說：“這不是廣播機構應有的氣氛，廣播機構應該是觀點自由交流、免於恐懼的地方。廣播機構不應該只做政治正確的節目，而是為公眾提供資訊。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的作用幾乎已經完全消失。”
韋安仕（Steve Vines）在香港電台最後一次主持時事節目《脈搏》（The Pulse）結尾時對觀眾道別（香港電台視頻截圖）
往日正常的說話今天變成禁語
6月30日，韋安仕在電台節目上宣布將會離開港台，在兩天後播出的《脈搏》將會是他最後一集節目。他說，此舉引來高層介入，誓要阻止他在電視節目上穿上與香港抗爭運動相關的黑色和黃色衣物。韋安仕本來想借用美國名記者愛德華・默羅（Edward R. Murrow）的名句“晚安，祝你好運”（Good night, and good luck）完結節目， 但他的最後道別亦被剪走。
他說：“但現在香港連‘祝你好運’這句說話都似乎變成禁語了，我完全不知道是何時開始禁止的。”
在記者採訪當天，韋安仕得知最新消息，又有一名與他合作無間的記者將會離開香港電台。近年曾經與他在《脈搏》共事的記者幾乎全部都已經辭職。《脈搏》節目也很可能至此終結。
人身威脅愈來愈多
除了港台的審查，另一個令他決定離開的原因，是他收到的恐嚇信息。在最近幾個月，他試過收到電話，對方叫他“小心講說話”，指他的評論“令很多人不開心”。
韋安仕說，他從沒有收過香港、中國大陸的官員、或警察的來電。但在港版國安法生效前夕，坊間曾經流傳一份政府要對付的名單，他發現自己名字竟然在名單內。
他說：“很不幸地我有個外國名字，所以我很容易察覺我的名字，因為大部分的名字都是中文。不過名單也有如司徒華的名字，遺憾地他已過身，所以名單的作者應該對時事不太清楚。”
有關的威脅令他感到不舒服，也令他想起一群正在監獄內的《蘋果日報》傳媒人。該報評論人及英文版執行總編輯盧峯在機場被捕，被指控勾結外國勢力，是其中一個令他感到震驚，使他急於離開的原因。因為韋安仕也有在《蘋果日報》撰寫評論，而盧峯就是他的編輯。
六四事件後決定留港發展
韋安仕在1987年來到香港，本來只打算下留下幾年，然後就會去其他地方。但很快，他覺得香港是個特別的地方，令他很想留下來。
讓韋安仕感覺最深刻的事件，就是1989年6月5日見到一百萬香港人和平有序遊行，抗議北京天安門屠城。
他說：“那天，我發現別人跟我說關於香港的話都完全是廢話 – 香港人只關心他們自己、他們只關心賺錢、他們高傲、不關心中國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以及香港人不會參與政治 – 這些都完全是荒謬。”
對韋安仕來說，香港是一個他感受到無限機會，和充滿人才的地方。他說在有一次，有朋友邀請他加入廚具生意。他說，如果在英國的話，他應該會很介意自己的記者身份而不參與。但在香港，他感到做生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他坦言：“誰不會想住在這樣的地方？”
家族歷史讓韋安仕居安思危
北京一直表示希望香港維持繁榮穩定，但韋安仕的家族歷史告訴他，安定生活絕非必然。
他的猶太人祖父母來自波蘭和立陶宛，在1920年代當地盛行反猶太主義，不懂英語的祖父母決定移居英國，定居在東倫敦的猶太人社區。
韋安仕說，他的家族應該沒有人留在波蘭和立陶宛，而親人從來不談過去的事，只說他們在當地經歷太慘痛。韋安仕說他很感激祖父母離開原居地，否則面對當地反猶太主義和其後的納粹大屠殺，要不是貧窮便是死去，總之沒有好下場。
他的父親在英國成長，算是家族第一代英國人。韋安仕說，父親對政治有興趣，但當時英國接受他父親參與的政黨，只有英國共產黨。直到1960年代，他父親才因為感到被共產黨背叛而離開。
韋安仕說，他曾經跟某資深香港建制派人士說，“我們大家都在共產黨家庭長大”，對方聽到後笑而不語。
韋安仕（Steve Vines）與他從香港帶來英國的唐狗（美國之音/鄭樂捷）
掛念的是香港的自由氣息
韋安仕說，有一個他很尊重的朋友跟他說，很高興他安全離開香港，在聽到這句說話後讓他感到唏噓。韋安仕對記者說，居住在香港30多年，要重新適應英國並不容易，他需要切斷舊有的生活。說來容易，他和伴侶近來開始尋找長居的地方，他說英國冬天相當辛苦，重要的是跟香港朋友住得近，而且附近要有好吃的中菜。
目前適應得最好的，反而是他帶來英國的兩隻11歲和4歲的唐狗。以往韋安仕住在香港西貢區，不少道路是山路，較年老的一隻狗走得比較辛苦。來到英國後，空間廣闊而且多是平地，韋安仕說牠們看來很高興。
問到他有沒有掛念香港，韋安仕說他掛念的是香港的自由氣息，但這氣息不斷被摧毁。
他說：“我覺得掛念的是過去的，而非現在的香港。不過我仍然掛念香港。如果香港政治環境轉變，我會立即坐飛機回港。我不至於樂觀到認為下星期或是下個月就會出現轉變，但歷史總有個習慣，轉變會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用最意想不到的速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