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香港言論表達自由及公民社會大受影響，多位資深傳媒人以及政治人物相繼離開香港。過去10年多次在六四周年、7-1遊行及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創作諷刺時弊的視覺及行為藝術的香港異議藝術家黃國才，7月底離開香港出走台灣。黃國才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這次出走是逃避共產黨及親中傳媒的秋後算帳，他形容這次不是香港人的移民潮，而是“走難”的出走，帶著惶恐及訣別的心情，希望在民主自由的台灣，繼續用藝術的方式去反抗，為香港發聲。
51歲的香港異議藝術家黃國才，過去10年多次在六四周年、7-1遊行及反送中運動遊行集會，創作諷刺時弊的視覺及行為藝術。
異見藝術家黃國才被親中報章點名批評
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第一日的7-1遊行，黃國才穿上一身花恤衫、戴上帽子，以“血拼”為名，打扮成中國大陸的“豪客”，手持多個寫上與國安法罪行相關漢字的百貨公司購物袋，包括顛覆、分裂、勾結、外國勢力等，用行為藝術的方式，表現香港人甚至是居住在香港的外國人，對實施國安法的不安。
2019年10月黃國才曾應邀到維也納出席TED Talk，講述當時處於白熱化階段的香港反送中運動。
今年3月由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控制的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一連幾日發表文章批評黃國才以香港多個藝術團體，指責他們利用公帑製作“反政府、美化黑暴和港獨的所謂藝術作品”，文章甚至指他們有違反《港區國安法》之嫌。
國安法實施後“瘋亂及無法無天”
今年8月3日黃國才在社交網站上載一段黑白影片，並附上中英文的帖文，向香港道別。
黃國才接受美國之音長途電話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不斷有秋後算帳的情況發生，他形容是“瘋亂及無法無天”，過去香港人認識的法理已經完全崩潰。
黃國才說：“就是M+(博物館)那樣，艾未未那套‘中指’的藝術作品，都是國安法之前收購的，即是十幾年前2012年的時候，即是這些黨報的喉舌《大公報》、《文匯報》，都會攻擊它們。我在說的不只是攻擊個人啊，還有攻擊這個《大館》，或者是M+(博物館)這些大型的藝術機構，這樣然後講到它們好像涉嫌違反了國安法那樣，即是會回到過去，所以在這樣‘瘋亂及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我就覺得理性邏輯已經……以及我們過去認識的法理已經完全崩潰了，在香港。”
黃國才坦言，國安法之下他過往10年在遊行集會創作的行為藝術，已經是時代的終結。
黃國才說：“如果還是在香港，譬如做這種我過去常做的、即是2011年開始，即是做一些遊行上面做的行為藝術，根本就已經是這個時代的終結，所以我已經是，可以這樣說：金盆洗手了。”
擔心國安處按中共喉舌秋後算帳
黃國才表示，他曾經被《文匯報》、《大公報》點名批評，過往香港人不會關注這些中共喉舌的，但是國安法之下的新時代有所不同，他擔心警方國安處會根據這些批評他的文章秋後算帳。
黃國才說：“你會看到譬如國安處，它就會跟著這個《大公》、《文匯》曾經報(道)過出來的人，進行一種好像報復式的追殺那樣的狀態，即是不講理由的，亦都譬如我舉個例，最近說那個言語治療師工會的《羊村》繪本(屬於煽動刊物)，它之前都是被《大公》、《文匯》點名過的，所以跟著然後就會這樣去、即是跟著好像是TOP 10(十大)通緝犯那樣，去抓這些人，你會看到是非常之不寒而慄，即是這個狀態，因為它是一個不講道理，也是它(當局)跟著一個報紙去做(執法)，你說那個報紙背後是那些指示呢﹖很可能是港澳辦，即是已經不是香港我們理解的機制，而是來自一個外部的力量了。”
香港傳媒及公民社會大受影響
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香港言論表達自由及公民社會大受影響，最大型的異見報章《蘋果日報》，6月底被逼停刊，成為國安法下首家被逼結業的傳媒。
主打深度報道的香港收費網媒《端傳媒》8月初宣佈，將總部搬到新加坡，成為第一家在國安法下將總部遷離香港的網媒。
成立48年的全香港最大教師公會、擁有接近10萬會員的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以及成立接近20年，全香港最大型的民主派組織平台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8月中亦相繼宣佈解散。
另有多位資深傳媒人在國安法實施後相繼離開香港或者宣布擱筆，包括在香港生活超過35年的香港電台英文節目《The Pulse》前節目主持人、香港外國記者會前主席韋安仕(Steve Vines)最近離開香港返回英國；著名財經報章《信報》創辦人之一林行止，7月底亦宣佈與讀者道別，引起各界關注國安法下香港新聞言論自由還剩下多少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蘋果日報》的結業，以及教協、民陣解散前，都有受到親中傳媒《大公報》及《文匯報》的大肆批評。
黃國才：一個西方模範城市的悲劇
黃國才形容，《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港，是一個西方模範城市的悲劇，在短時間之內急速崩壞，他形容是一個“大撤退的時代”。
黃國才說：“很明顯是看到一個城市的悲劇來的，在人權自由及人權方面，是一個‘大撤退的時代’，以及一個、我可以這樣說：是一個西方的模範城市的一個悲劇，看著它急速崩壞，一個西方的模範城市，很短時間那樣急速崩壞，這件事情我覺得絕對是所有西方國家，以及西方的城市要緊慎、密切地留意以及觀察，因為在香港發生的事，表面上就好像離它們很遠，對西方城市及國家來講，但是其實香港在面對的，就是那種中共的系統，那個系統滲透、系統的破壞、系統的轉換，是可以發生在很短的時間。”
黃國才表示，他告別香港的一段黑白影片，是希望帶出一種舊香港人，優雅地離開的身影，他認為，國安法實施之後，大批香港人包括他離開香港，不是香港人的另一次移民潮，而是“走難”式的出走，影響一整代的香港人，他們是帶著惶恐及訣別的心情出走。
黃國才說：“今次這個我不會叫它做移民潮，因為很明顯是看到一種好像‘走難’那樣的出走的狀態，離開了的人他心裡面是充滿了惶恐的，即是整個過程都是，不是好像之前那樣，只要離開到(香港)，跟著‘坐移民監’，跟著就會回來香港旅行一下，今次這個是整個狀態是影響整一代的香港人，他們離開的時候是一種訣別，或者是一種永別的狀態，所以在那個作品裡，我就用一種悲情的，以及一種帶有浪漫主義的音樂，例如手風琴，裡面的影像都是嘗試表達這種失去的愛，即是例如同自己的一個影子跳舞，跳這個華爾滋，嘗試去表達那種對這個城市的愛。”
逃避共產黨離開香港
黃國才表示，香港是一個遷移的社會，他的祖父輩是逃避共產黨移居香港，他這次離開香港亦是逃避共產黨。
黃國才說：“不光是說現在2021年的政治風波，即是‘後反送中’的風波的，而是我們整個香港都是充斥著一種這樣的‘移動的人民’，即是可能我們的前一代是即是逃避共產黨，跟著現在到我了，我都是逃避共產黨的，我都是在做我前一代的人、我阿爺(祖父)、我阿公(外公)經歷過的事，所以這個其實才是香港的主軸，即是可能隔一代又要走了，或者是不斷地遷徙，所以那個作品其實對我來講，即是我自己過去做的作品，以及我將來做的作品其實是沒變過主題，只不過現在就多了一個政治的色彩在那裡。”
黃國才表示，選擇出走台灣是因為當地的人文風貎，多元的文化空間，他亦需要去一個地方，他的模樣跟當地人一模一樣，方便他融入社會也減少種族歧視所帶來的各種不便，而民主自由的台灣，亦是吸引他的地方，亦是他可以為台灣朝向國際化作出貢獻。
黃國才說：“至於自由民主那邊更加不用說，即是我想整個東南亞來講，即是最有自由民主的就是台灣了，就是因為它有這個民主的制度，允許即是多黨的存在，亦有多黨的更替，而且更替了幾次啊，不是一黨專政可以專政了70年，好像日本那樣，不是這樣的民主，至於很多方面我的未來都可以在這裡有貢獻，因為我的背景都可以這樣說，是屬於比較偏向國際的經驗，變成在(台灣)社會上我都可以有所貢獻，因為現在台灣就是正正朝向這種國際的發展。”
繼續用藝術方式反抗為香港發聲
黃國才坦言，台海局勢的動蕩亦是他關注的問題，中共下一步會否對台動武受到國際關注，他會繼續用藝術的方式去反抗，同時為香港發聲。
黃國才說：“香港就已經是一個佔領區了，在我眼中，我是一個藝術人就做好自己的崗位吧，用藝術的方式去反抗，即是我來到這裡(台灣)，雖然我是逃避共產黨，但是我來了這裡就不會忘記香港的一切，即是我幻想在香港還有一個Kacey Wong、黃國才，現在被困著在香港那裡出不了來，我在這裡相對自由的地方，我們講些甚麼說話去幫它(香港)發聲呢﹖這個就是我往後的工作了。”
支聯會續被親中報章追擊
繼教協、民陣解散之後，親中報章《大公報》上星期五(8月20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支聯會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正積極跟進調查，更將調查範圍擴展至其會員團體，在取得足夠證據後，將依法啟動取締程序。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回覆香港傳媒查詢表示，支聯會目前無解散的決定，執委會本身亦無權決定支聯會是否解散，需要開全體大會決定，她又表示，支聯會一向有定期開會商討不同事項，但會議內容不對外透露。
黃國才過往在香港亦多次創作悼念六四事件的藝術品，希望保護這些歷史，不讓當權者清洗歷史及記憶。
今年六四32周年，黃國才離開香港前，以過往多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收集的用剩蠟燭，製成新作品“燭光有罪”，並與一家童裝店合作，六四當晚讓市民到店內領取這些特製蠟燭，以創新、合法、靈活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