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VOA。
過去一星期，中國兩大宏觀經濟管理部門 - 發改委和財政部相繼舉行記者會，宣佈了一攬子增量政策以挽救經濟。然而，由於看不到具體數字，反讓市場懷疑當局這一攬子增量政策的救市力度，致使國慶前暴漲的中國股市在上週出現暴跌，好不容易因央行放大招而恢復起來的股市信心再次受挫。這反映面對極度虛弱的中國經濟，任何猶猶豫豫的救市舉措，要起到穩定乃至提振市場信心的作用，非常困難。
中國經濟困境行經有年
中國經濟的困境，不是眼下才形成的，而是行經有年。在長期高成長的背後，經濟累積了嚴重問題，只是在習近平上台前，甚至習的第一任期初期，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但大約從2015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各種後遺症，在當局錯誤的政策引導下，被快速揭露。官方曾用“三期疊加”來描述這一階段的經濟，所謂“三期疊加”，指的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時出現。在中共20大前，當局就以此判決來給予經濟開解方。
疫情放開後，在“三期疊加”的基礎上，有中國學者認為經濟又出現了“新三期疊加”，也即疫後經濟恢復期、市場信心重塑期、宏觀政策優化期的同時出現。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費、企業投資等仍未恢復至疫情前的趨勢水平，中者指的是當前微觀主體預期和信心仍較低迷，後者指的是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邊際遞減。 “老三期疊加”加上“新三期疊加”，可見中國經濟情勢的嚴峻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無論是官方“老三期疊加”」或學者“新三期疊加”的描述，都迴避觸及根本，即這兩個“三期疊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說，前幾任政府要對“老三期疊加”的出現負很大責任，那麼，“新三期疊加”就該對習當局問責了，因為正是他在試圖解決“老三期疊加”問題的過程中採取的手段過於粗暴，方式錯誤，再加上疫情期間的野蠻封控，從而導致問題非但未解決，反使得問題更嚴重。這還不論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全面黨化和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毛化所帶來的惡劣影響。
作為一個貧窮落後的大國，中國要想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有一個快速發展，重投資和出口，輕消費幾乎是必然選擇。然而，中國政府的問題在於，在經濟的高成長經歷過一段時期，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結構嚴重失衡後，仍然繼續依靠投資驅動的模式去發展經濟，致使習上台時，傳統產業的產能已嚴重過剩，造成企業利潤微薄，勞動者收入成長緩慢，致使成長缺乏後勁。習看到了問題，要進行產業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可他太急於求成，在所謂供給側改革的名義下，對去產能去槓桿用力過猛，違背市場規則，以行政手段強力幹預經濟，以為憑藉政府之手，可以迅速達成效果。這特別表現在當局對房地產和網路平台企業的壓制。
政策轉向等同宣告習經濟治理失敗
房地產事關民生，由於它的產業鏈長，涉及行業多，在國民經濟中佔的比重也大，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更是地方財政的主要貢獻者。從後者來說，由於中國稅制結構的不合理，土地財政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此外，房地產的繁榮常常被看作一個地方繁榮的標誌，因而地方政府有非常強的動力去支持房地產的發展，並樂見高房價。在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成長中，房地產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如果經濟鎖定在土地財政和靠地產驅動擴張的依賴，也會產生嚴重後果。首先是房價越來越高，使更多的人買不起房，或為買房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導致社會整體消費能力和水準的下降。其次，社會的投資大部分投到房地產領域，導致該領域沉澱了太多資本，因為當社會預期房價節節升高，市場一片繁榮，開發商從銀行得到貸款就輕而易舉，而其他需要資金的行業則很難得到貸款。一個時期，社會的資源和資本總量是恆定的，房地產吸取了過多的資本和資源，就沒有錢用於發展其他產業，包括科技產業。第三，房企負債擴張，本身蘊含極大風險，資金鏈一旦阻斷，產業的系統性風險將很可能爆發，並涉及銀行和金融體系。第四，地方政府過度依賴房地產，當房市的榮景結束，土地財政也將難以為繼，出現嚴峻的債務問題。
過去20多年中國房地產呈現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繁榮，習嗅到了此種非理性繁榮下的危機，他從產業轉型升級、脫虛向實的角度出發，認為要將資本和資源從房地產領域逼出，就必須讓房市降溫。但他採取了錯誤的手段和方式來打壓房地產，包括限價、限購、提高購房者的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以及最嚴厲的“三條紅線”等，同時伴隨中國人口的負增長，於是大量房企出現財務困難甚至破產，地方財政出現危機，並進一步引發企業破產潮、公務員降薪潮和購屋者停貸潮，市場變成一地雞毛。
對網路平台企業，習的打壓同樣毫不手軟。以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為代表的中國網路企業，在過去20多年，得到了快速成長，尤其在網路應用和大數據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互聯網產業除了技術的高門檻外，也是資本密集性產業，平台企業在其發展壯大中，吸引了大量風投，和金融資本緊密結合，這其中就包括以風險資本形式出現的權貴資本。鑑於網路本身俱有的開放性、互動性等特性，對當局而言，它不僅是一種產業，還帶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平台企業就需要做到讓當局警覺不到對它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構成某種挑戰，故而，平台企業在做大後會去尋求黨內權貴的政治保護。然而，恰恰在這點上，習最不放心。他擔心網路平台企業借助強大的技術能力，和黨內反對他的權貴資本結合，染指意識形態、金融和政治，挑戰其統治，不惜對平台企業進行強力整頓，如在螞蟻金服上市前夕叫停IPO，迫使滴滴搭計程車退出美國股市，整治新東方等教培企業。
習過去7年對中國經濟的治理當然不只在這兩個方面，他也對金融採取強監管政策，並放縱輿論對民營經濟和企業家的污名化等，隨著美中對抗的白熱化，習這套經濟治理的思路和做法，給社會營造的是一種重安全輕發展的印象，對市場信心造成了極大打擊，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像樣的經濟成長。作為對整體經濟狀況和政策環境反應最靈敏的股市，更是一跌再跌。
增長動力轉型難實現
今年是20大後習組成的新政府的第二年，年初提出了5%的經濟增長目標，然而，從前三季數據來看，這個目標很難實現。如果20大前的經濟衰退還可以找藉口把它歸咎於疫情和李克強的不配合，現在經濟繼續下行就不能把它歸咎外部因素，只能怪習當局治理無能。所以對習和李強來說，今年經濟必須保5。但時間只有3個月，要達成增長目標，就必須給市場發出超預期的政策刺激訊號，但這樣一來，也就宣告了過去7年習對中國經濟治理的失敗。
雖然發改委和財政部宣布的一攬子增量政策，未能像央行一樣公佈具體數字和措施從而讓市場振奮，然而，當局宏觀調控思路的轉向 - 從收縮性變成擴張性，則已確立。在增量政策刺激之下，也許今年還能達成增長目標，但這並不代表中國經濟就走出了低谷，恢復了信心。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中國經濟要想有穩定健康的增長速度，必須像美國由消費而非投資來驅動發展。目前，中國的最終消費市場不到美國的一半，這預示了中國經濟確實有很大的成長空間，然而，前提是當局的政治路線尤其是經濟發展思路要不出錯。但正是在這點上最沒有保證。
自中共建政起，中國在一、二、三次收入和財富分配中，一直存在勞動者工資過低、社會保障不足、政府公共服務能力低下，以及財富過於集中少數人，貧富差距大等問題，到現在都未得到當局足夠重視。假如上述問題未來仍無法修正，中國經濟成長的動力就不可能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動力轉醒就無法實現。當下推出的一攬子增量刺激措施，只是針對眼前的燃眉之急，而非著眼於這個根本的動力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