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英港人子女湧入英國學校這股洪流中，學生或有失落與迷惘的時候，但一位早已落地生根的香港人，守護在這些被連根拔起的幼苗中，適時提供協助，希望他們能在被移植的英倫新土壤中茁壯成長。
鄧婉姍是一位在英國劍橋區任教的中學數學老師，來自香港的她能說一口流利粵語。在近年來大量香港父母選擇永久離開香港的背景下，英國全國各地接收了不少這些香港學生。這些學生在課堂學習與生活上的適應能力，也為各學校帶來挑戰。有見及此，有大量移英港人學生的英國中小學，也聘請了能說流利粵語或來自香港的教師及輔助人員，期望加強協助這一特別群體，減輕香港學生的無助感覺。鄧婉姍便是在這一個歷史洪流下，在她任職的中學校長邀請之下，肩負了這個特有的使命，就是專門用廣東話，接觸校內香港學生，在有需要的時候提供適切的輔導與幫助。
年幼在香港主權移交時跟隨父母移民英國
鄧婉姍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詳細談及了她的個人移民成長經歷與現職中學老師的抱負。她提到於1998年10歲時跟隨父母一家移民英國的往事，與近年新一批移英港人學生對比，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作為子女，只有跟隨，別無選擇。
鄧婉姍說：“我想那個年紀，其實是沒有選擇的。你可以說不離開，但是你也是沒有不離開的選擇。也有(不願意離開的心情)的，因為始終去一個新的地方，我也不清楚是否那個年代旅行沒有那麼普遍？我想，我應該在此之前還未去過歐洲，甚至未外出過，應該難聽一點，我覺得我爸媽不喜歡旅遊，但總括來說，我就不像現代小朋友3歲已經環遊世界那樣，我(當時)覺得英國是一個很遙遠與很陌生的地方。”
因為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這議題而移民英國，對於一個10歲的小女孩來說，或許難以理解。在一個互聯網剛起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離鄉別井後對香港的思念，更是百般滋味在心頭。現已為人母的鄧婉姍回憶這段往事時，勾起了當中苦澀點滴。她說，她不僅寫信維繫香港親友感情，還親自錄製錄音帶，寄回香港，以解相思之愁。儘管移民英國有其正面的一面，但確實也背負著不捨的愁緒。
在學校使用粵語與父親溝通 場面尷尬
鄧婉姍說，儘管離開香港前的英語社交機會也較別人多，但來到英國後的自我英語理解能力也只有三四成左右。為了避免凸顯差異，避免被標籤英文程度遜色，鄧婉姍還努力苦練她的英語，期望與一般英國人無異。再加上當時英國的語言環境不太鼓勵少數族裔公開使用自己母語，她面對的不只是沒有機會公開使用粵語，而且還會帶來尷尬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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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婉姍回憶起小時候一次說粵語的尷尬經歷
鄧婉姍回憶說：“我記起有一次在學校，我的爸爸來學校接我下課，當時我與他有一段距離，相隔遠一點，我使用了廣東話與我爸爸說，‘喂！你等我一陣子，我拿一些東西便過來了！’跟著我身邊朋友凝視著我，好像 (我是)怪物似的！其實他們很少聽到其他語言在他們的身邊。”
要在這種環境下保持正面樂觀的態度成長，鄧婉姍坦承並不容易，有時候她會懷疑是否與語言無關，是自己的性格問題？為何好像深交的知己不多？友誼並不天長地久？她整個中學年代的快樂程度，都給予了不太開心的評價。
被校長邀請擔任粵語聯絡員 如何與港生溝通也講求技巧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位為人師表的數學老師萬料不到的是，從前她艱辛走過的這段移英學習荊棘路，有學生此時此刻在她任教的中學裡重拾，而且不是一兩位學子，一下子至今已經有約23位香港學生在她任教的學校就讀。
受到校長的託付與重任，如何與這些香港學生打開溝通大門？如何在適當時候提供幫助，使他們輕鬆地融入學校生活？這講求技巧，也是一門學問。
鄧婉姍繼續說：“首先要讓他們知道我是一位說廣東話，懂得說講廣東話的老師。他們大多都表現興奮的，因為其實這群 (來自香港的)學生也頗不同，有些應該是不需要別人幫助，他們已經來了英國兩年，他們的英語能力良好，甚至他們可能以前在香港的國際學校就讀，所以他們來到之後，他們的transition(過渡適應期)較短。”
她擔任學校粵語溝通協調員的作用，套用她自己的語言，就是作為一座橋樑，讓新來的香港學生與父母知道她的存在，知悉她是可以用粵語溝通的。鄧婉姍笑說，她與這些學生閒談的內容無關痛癢，訴說英國甜品過甜，又或等候巴士到站時間過長等，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建立關係，使他們將來若遇上任何問題，不想用英語表達時，便知道她是協助的伯樂。她強調，自己並非提供甚麼專門的輔導。
鄧婉姍說，英國中小學在港人學生多的學校中增設粵語聯絡員職位，不一定是指港人英語溝通能力遜色；相反，學校理解到用同一種母語溝通，能增加親切感，有助融入學校與適應新生活。她解釋，英語為非母語的港人長期使用英文，其實是頗辛苦的，倘若在學校閒時以講廣東話說笑交談，這些港人學生也會陪感輕鬆，可以舒一口氣。
除了學生外，鄧婉姍也專責對每一位入學港人新生的家長主動聯絡，致電歡迎他們來英展開新生活。她說，當中九成的家長對她能夠以粵語交談表現興奮。在交談過程中，她表明來意只是讓對方知悉她的橋樑作用，若家長沒有需要，日後可以無需找她。事實證明，一些自信有能力用英語溝通的家長，也沒有再聯絡她。
部份港生未能理解父母移英苦心 分享過往苦事以顯同理心
由獨立智庫《British Future》進行，並由下屬組織 - 歡迎香港人委員會 (Welcoming Committee for Hong Kongers) 最近發表的研究報告
《課堂新生：學校如何幫助香港兒童和家庭定居和融入社會》(New In Class: How schools can help children and families from Hong Kong to settle and integrate) 發現，受訪的移英香港青少年比年輕小學生更難安頓下來，他們覺得離開香港，等同拋棄了在香港的同伴。研究並指出，這些香港青少年更喜歡熬夜與他們在香港的朋友一起上社交媒體閒聊交流，導致他們在英國日間上學時表現非常疲累。 《British Future》的研究與對外關係總監羅夫提到，特別是已經達到中學程度的香港青少年，未必會體會父母移居英國的苦心，諒解此舉是為了他們長期終生利益做出的正確決定；相反，卻很可能會有埋怨責怪之詞。
鄧婉姍坦承，與年輕人溝通頗為困難與講求技巧，既不能苦口婆心，避免過份納悶，也不可以說教訓導。她確實觀察到，有一少部份的港人學生存在負面情緒，不想移居英國；但也有學生從正面看待這議題，如功課較香港少，無需補習，空閒時間較多，這也使他們感到愉快。
鄧婉姍說：“我經常對他們說，我與你們是一樣的，所以我明白你不開心，有不開心的時候，或你覺得辛苦，但我也希望他們在(學校)哪裡看見我時，其實我現在於一家官立學校（公立學校）做老師，是一個好榜樣，讓他們看到可能儘管一開始辛苦。我也分享說，其實我小時候也被人欺凌，被別人欺負，也有這些事情的。這是(讓他們知道)有同理心。其實我想(對待)青少年，你很難給予一些很好的建議，然後事情便會立刻認同。好！我跟著你做吧。我覺得青少年很難(會這樣做的)，但其實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態，因為我那時候(所面對的)也是差不多。”
理解少部份港生存在負面情緒 但他們沒有訴說被迫來英
這位老師當年跟隨父母移居英國後在適應上的挑戰，或許與目前這些來自香港的學生所面對的情況是大同小異；但在政治的考慮上，兩代人的背景卻是不盡相同，香港主權移交後初期的社會並沒有遇上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政局動盪的嚴峻局勢。鄧婉姍說，儘管沒有與這些學生直接討論他們需要遷移英國的原因，但在交流中感覺到他們其實是明白當中道理的。她強調，在接觸學生的過程中，他們沒有親口對她說來英國是被迫的。
鄧婉姍說：“但是你說他們有沒有負面情緒呢？一定有，因為他們大部份都在大概2021年，即約可能在Covid (新冠疫情開始)之後過來；那麼不管你有甚麼政治立場，或者你家中有甚麼政治立場也好，我覺得始終小朋友(當年)從電視畫面中看見很多事情，他們一定有一些負面情緒的。在這方面，我到現在還未遇上過他們就此與我傾談。其實，他們明白為何要過來英國的，很多都明白會過來，但是否想過來當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又不太過察覺到他們是很負面，當中大部份都是正面的。”
秉持老師政治中立 來英港人社群也未必同屬同一政治立場
作為老師，有個人職業操守需要秉持，不能對學生隨便強行灌輸政治與宗教觀念；但與此同時，又需要在他們遇上情緒適應等問題上開解他們，那麼在這群特定的移英港人學生的群體上，鄧婉姍會否感到無所適從，很難解釋他們父母的“正確”選擇？她說，從上述“歡迎香港人委員會”發表的研究報告中看，其實很多受調查學生均明白他們是為了享有更好的教育與生活在言論自由的社會而來到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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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婉姍說移英學生是明白為了享有更好教育與言論自由而來
鄧婉姍說：“所以我覺得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他們是有點idea (意識)。但在我來說，便沒有很深入與他們討論過或者提及過(香港的情況)，因為我覺得(在移居英國的香港人群中)始終可能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就算雖然即使很多人認為過來的人全部都屬於同一個政見嘅，但我覺得其實並非如此。所以，都是需要要小心一點。但如果他們想與我(在這與政治有關的議題)傾談的話，我也會願意與他們交流的。但當然也要對他們說，這只是我自己的立場，並不代表全世界的立場。”
寄望港生不再需要她 延續使命協助新來學生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來，這位學校粵語聯絡員確實感到英國的語言環境已經改變，特別在大城市中，英國人接受外語的程度明顯已有所提高。她當年在學校中用粵語高喊爸爸時被當作“怪物”的情景，放在今天的環境中，應該少有機會重演。隨著英國BNO 5+1簽證政策的延續，未來數年將會有更多的香港學生持續地落戶英國。鄧婉姍的目標看來有點悲觀，但宏觀遠大。她說，自己最終的希望，是這些香港學生不再需要她，到此時便證明她已經可以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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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婉姍的目標看來有點悲觀，但宏觀遠大
鄧婉姍說：“我想都是如先前所說，也想做個過渡性角色。是真的！因為我們知道，不久將來也會有很多香港人 (學生)也會來我們這學校。那麼我也希望能做到一個Point of contact(接觸點)，這是他們需要的。那時候我便會知道，如果你想說廣東話，或者家長想致電給我，我說廣東話，我也在這裡可以做到這個support(支援)。但也希望他們假以時日，他們會融入學校，不再需要我，我是這樣希望的。我現在接觸的這群學生，過了兩三年後，他們會轉過來幫助新一批入學的，他們能自己做打到一個循環。”
至此，除了粵語的保育作用外，鄧婉姍心目中的學校語言理想境界也近在咫尺 - 不管是來自阿富汗，又或是烏克蘭，當各自移民學生使用自身母語時，以英國人為主體的在校學生，都不會特別感到驚訝，不會再重演當年她感到尷尬的遭遇。儘管英國郊區的接受外語程度未如大城市中理想，但她深信著，學校猶如社會縮影，學校的進步，也預示著英國社會的進步，邁向一個更加多元的社會。
早已融入英國生活的她堅定地說，這些移英新來的港人學生，“永遠都不會，不會不是一個香港人，但他們會不知不覺地慢慢變成一個英國人，他們當然不會感覺到，他們始終會覺得他們100percent(百份之一百)是香港人。”
記者從她仍然保持一口流利的港式廣東話，對香港家鄉的熱愛，與對移英學生的關愛，也充份肯定的總結這位教師也是百份之一百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