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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亞裔 他們對“平權行動”為何看法不同？
2015年，來自美國東西海岸的兩個年輕人，同是生長在中國移民家庭，同是就讀公立高中，同樣申請美國常春藤大學。不同的申請結果使兩個人的人生軌跡轉向了不同的方向。
陳珊妮：“平權行動”讓我如嘗所願入讀哈佛
來自西海岸的陳珊妮2019年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歷史和文學，重點是亞裔美國人研究。
“我來自舊金山，是中國移民的女兒。我父母在美國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中餐館和服務業工作，所以我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移民的女兒，也是第一代大學生，因為我的父母在中國沒上過大學，”她告訴美國之音。
她高中成績並不是最優秀的，也沒有獲得畢業生代表的榮譽，但她認為，因為哈佛大學在招生時全方位的考量了她的申請，將她的族裔和家庭背景考慮在內，使她成功進入夢想中的大學就讀。
她說：“我在所有的申請材料中談到我的背景、我的成長經歷，集中在幾個方面，主要是作為只會說一種語言的工人階級移民的女兒如何影響了我為我的家人作翻譯和倡導者的成長經歷，以及它如何塑造了我想要探索的職業類型，塑造了我的動機、我的抱負，以及我最終會成為怎樣的申請人和學生。我真的很高興我分享了我的完整故事。”
她對移民女兒的身份認同和對提升弱勢群體聲音的實踐深入到她生活的各個角落。
“我參與了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青年指導委員會的一個公共衛生項目。我參與了初中和高中的學生會活動，我們舉辦社會意識周，真正參與不同的問題，我覺得提高那些不常被聽到的人們的聲音很重要。”
大學畢業後，陳珊妮成了位於舊金山的華人權益促進會教育公平項目經理。該非盈利組織旨在保護華裔美國人的公民和政治權利，促進美國的多種族民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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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東風：“平權行動”使我被夢想學校拒之門外
徐東風的父母1990年移民到美國。父親創辦了一家企業，但後來在大蕭條時期關閉。母親是會計師。他從父親那裡學到了商業原則，並將所學體現在了他的高中生活中。這在他申請大學的個人論文中提及。
他說：“我寫了關於出售我的第一本書的事情，這是我在高中時寫的書，叫做《Trisk》的科幻小說。這本書在我的同學中賣得很好，我想我賣了近200本。 我在大學申請作文裡提到我寫書、賣書、推銷書、向人們介紹這本書的經歷。我認為那是一篇非常有力的作文。這無疑展示了我的進取精神和創業能力。”
他興趣愛好豐富，打網球、參加越野跑。在校期間還成立了一個基督教信仰團體。
“我們資助了一名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孩子。我們一起參與資助這個孩子，我舉辦了籌款活動來幫助完成我們的使命。”
但是這樣的生活閱歷，加上高中畢業時近乎滿分的SAT（美國高考）成績，以及4.4的GPA績點並沒有使他成為常春藤大學的寵兒。他認為這是因為大學招生時將種族納入考量，從而造成了對亞裔學生的歧視。
他說：“我的經歷與許多亞裔美國人的經歷是一致的，他們獲得頂級SAT成績和GPA，參加精彩的課外活動，最後卻發現（大學申請的）遊戲取決於你無法控制的東西，那就是種族。我申請了普林斯頓大學，又申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但都被拒絕了。”
徐東風畢業後成為一名作家，還創建了“跨越膚色聯合會”，反對以種族、宗教、性取向或任何其他特徵和以“種族平等”名義分裂美國的做法。
資料照片：美國哈佛大學校園一景 （路透社）
最高法終結高校錄取中的“平權”
這種在學校招生中將族裔考慮在內的做法叫做“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開始於1961年，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在一份行政命令中第一次在聯邦層面提出了“平權”。這份針對聯邦政府承包商的行政命令寫道：“承包商不得因為種族、信仰或國籍而歧視任何員工與工作申請者。”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平權”的概念逐漸進入了教育領域。高校開始在錄取程序中考慮申請者的種族，以打造一個種族多元化的校園。
但是包括徐東風在內的許多人認為，許多美國高校以多元化為名，在錄取過程中利用“平權行動” 照顧了非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申請者，限制了亞裔申請者被錄取的數量。
徐東風在CNN的採訪中說：“如果你是亞裔美國人，你必須在SAT考試中高出 273 分，才能有與黑人同等的機會被哈佛錄取。這公平嗎？ 我知道進入常春藤聯盟大學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但這個機會應該提供給每個種族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種族。”
因此，過去幾年中，美國一些高等學府，包括哈佛、耶魯、北卡羅萊納大學等，被告上法庭，一路打到美國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6月29日針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訴訟進行了裁決，稱憲法禁止大學在招生過程中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因素。
首席大法官小約翰·羅伯茨在多數意見書中寫道，大學的錄取決定必須基於申請人的個人經歷和資格。但這兩所大學在招生中“不可避免地以負面方式運用種族因素”，“涉及種族成見”，違反了憲法。
“他們錯誤地認為：決定一個人的不是戰勝挑戰、掌握技能或吸取教訓，而是他們的膚色。我們的憲法歷史不允許這種選擇，”羅伯茨大法官說。
同是亞裔美國人 對“平權”有不同看法
在對哈佛大學的訴訟中為學校辯護的陳珊妮認為，在大學錄取過程中，種族只是眾多因素的一個，其他因素包括社會經濟地位、性別、性取向、宗教、地理區域以及非常廣泛的被允許的因素。
她認為在大學招生中考慮族裔是必要的，因為當談論優點時，如果脫離背景，不了解一個人可能必須克服的障礙和他們可以獲得的機會，不考慮他們取得成就時所處的情況，這個討論實際上毫無意義。
她說：“特別是在我的例子中，我看到讀我申請材料的人和招生麵試官談到了我談到作為華裔美國人、作為移民的女兒的背景，他們的評論中有很多部分提到他們覺得我可以理解局外人的視角，以及為什麼把這樣的視角納入學生群體的觀點很重要。他們談到了我與社區、家庭的關係，以及我希望從事能引起移民社區共鳴的工作。”
“如果沒有種族和民族的背景，我將無法講述我完整的故事，”她說。
徐東風認為最高法院的決定會使大學更加關注真正處於弱勢的人。
他說：“種族不會讓你處於不利地位。如今，大學有點太傲慢了，認為他們可以確定學生所面臨的逆境或劣勢的程度。我認為這是錯誤的。即使在大學申請中，你也無法完全解釋自己的劣勢，或者有時你寫了一份申請，甚至沒有談論你的劣勢，因為你不想談論劣勢。你想談你所取得的成就。這就是我在我的申請中所做的。。。 我認為很多人不想分享他們的弱勢故事。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優先考慮這種對劣勢的敘述呢？”
但是陳珊妮認為，對名校的訴訟並不能幫助大多數亞裔學生，反而掩蓋了劣勢群體真正需要的幫助。
她說：“幾乎一半接受高等教育的亞裔美國人都在社區大學就讀。我們社區的很多需求都沒有在主流媒體中得到討論，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幸的是，這不是此案討論的一部分，所以我真的想指出，對於有種族意識的平權行動的討論來說，很大一部分是要著眼於更大的圖景，即大多數學生實際上如何接受教育，我們如何才能真正為學生，特別是那些歷史上被排除在外的學生提供更多機會。”
徐東風認為，對名校招生的討論不會使人們忽視對劣勢群體的關注，它是人們應當關注的問題之一。
他說：“這不是我唯一關心的問題。我也關心黑人孩子。所以我寫了我的新書《覺醒的學校》，這本書是關於黑人孩子以及他們學業表現不佳的原因，因為我也在努力幫助他們，幫助他們明白這不是因為種族主義，而是因為文化。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大學招生）問題不重要。我們關心國家的正義，而正義應該基於你的品格，與你的膚色無關。因此，如果大學繼續部分根據種族人口統計數據來評判申請者，我們將成為一個不那麼公正和更具偏見的國家。”
針對最高法院的裁決，陳珊妮說：“亞裔美國人社區和倡導者需要讓大學承擔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的責任來解決多樣性包容性、解決教育不平等問題，以確保他們繼續投資甚至擴大我們已知的項目和政策，以探索所有的選擇。”
徐東風說：“大學將被迫使用成績來評估申請人，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我們不應該讓一個人對某些種族的偏見決定你在大學的席位。它應該基於你的平日成績、你的考試成績、個人論文、基於你的成就。種族不應該成為決策的因素。。。我希望這個國家超越種族，”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