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易富賢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最近美國財長珍妮特·耶倫訪華時反覆提及，中國的“產能過剩”正影響美國工人和企業。
中國“產能過剩”的根源，耶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產業補貼。中國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認為是“低人權優勢”，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姚洋認為是中國“過高的儲蓄率”。其實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的內需不足。
產能過剩起因內需不足
2018-2022年這五年，中國的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平均只有54.7%（其中居民消費佔GDP的38.2%），遠低於美國的82.4%（居民消費佔68.1%），也低於歐盟的73.5%（居民消費佔52.2%）。就連文化和制度與中國類似的越南也有65.5%（居民消費佔56%）。
以汽車為例，2023年中國生產3016萬輛，國內外共銷售3009萬輛，其中出口522萬輛。如果中國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能從38%提高到50%-60%的國際水平，那麼國內市場就足以消化產量，不存在產能過剩。
由於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因此美國可以容納一定的貿易逆差，而其他國家則需要貿易大致平衡。2015-2022年，貨物出口與進口之比，美國為63%，拉美為99%，歐盟為104%，而中國卻高達126%。
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美國，比如2018年有92%來自美國，2023年依然有41%來自美國。2001-2023年中國向美國出口是從美國進口的4倍，而其他國家作為整體向美國出口只是從美國進口的1.4倍。中國如此大的經濟體量，如此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嚴重扭曲了國際貿易體系，尤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最大。
美國製造業出口占世界比例在1971-2000年穩定在13%，製造業從業人員穩定在1770萬左右。但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在中國廉價產品的衝擊下，美國製造業出現雪崩，從業人員銳減到2010年的1150萬，出口占世界比例下降到2022年的6%，而今年中國“兩會”的主題提出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這會加劇產能過剩，會碾壓式摧毀美國很多產業（比如汽車產業）。在這種背景下，耶倫這次訪華反覆要求中國管控產能過剩。
內需不足皆因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
中國的內需不足又是因為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太低。有兩種統計居民收入的指標：一種是資金流量表中的住戶部門可支配總收入，屬於“自上而下”宏觀收入分配核算的範疇；另一種是住戶調查中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屬於“自下而上”微觀收入統計的範疇。
以2021年為例，《中國統計年鑒-2023》的《表3-15資金流量表》顯示住戶部門的可支配總收入為68.2萬億元，佔國民可支配總收入114.2萬億元的59.7%，而國際社會佔80%以上。而根據《表6-1 全國居民人均收支情況》，全國居民人均收入為35,128元，中位數更是只有29,975元，分別只是81,370元人均GDP的43.2%、36.8%，而國際社會佔60%-70%。二者的差別，一方面，是因為資金流量表包含了固定資產折舊，並且高估了勞動收入份額，從而嚴重高估了居民收入；另一方面, 是因為住戶調查不包含固定資產折舊，是淨收入的概念，並且可能未能取得對高收入群體的有效抽樣。
這種統計差別在其他國家也存在。無論是用哪種標準，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都過低。但是很多經濟學家和官員卻將兩種方法的數據混淆，將中國資金流量表的數據與國際社會的住戶調查數據相比，誤以為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國際社會類似，從而否定中國出現產能過剩，或者將產能過剩歸因於儲蓄率過高。
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與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直線強正相關，這種相關性見於全國1978年到2022年的縱向比較，也見於2018-2022年各省的橫向比較。
居民可支配收入太低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
願意為孩子花錢是父母的生物學本能。0-14歲兒童佔總人口的比例與居民消費呈正相關，而15-64歲勞動力佔比則相反。獨生子女政策導致中國0-14歲兒童佔比從1982年的33%降到2023年的13%，從而導致15-64歲勞動力佔比從62%提高到2004-2023年的72-75%，而國際社會佔64-66%。相對於內需市場，中國“額外過剩”了上億勞動力，靠出口提供就業，這是不利於中國的經濟安全的。中美貿易戰後，中國產品佔美國進口的比例從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也導致中國的就業難，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攀升。
由於家庭規模縮小減少了家庭剛需，加上勞動力“額外過剩”，造成了所謂的“低人權優勢”，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從1982年的62%（國際正常標準）降至現在的43%。由於居民可支配收入佔比太少，政府掌握太多資源，因此中國政府有能力進行產業補貼。
獨生子女的家長擔心養老，於是減少消費、存錢養老。與此同時，政府、企業和富人也保持著高儲蓄率。因此，2018-2022年中國的儲蓄率高達45%（從而加劇了產能過剩），而除中國外的世界作為整體只有23%，歐盟、美國分別只有25%、19%。
200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發表題為《獨生子女政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困局》的論文，指出中國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將導致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將爆發中美貿易戰。我當時建議停止計劃生育，將經濟從依賴出口轉向依賴內需，但中國當局卻不採納。
由於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3%，使得主流家庭連養一個孩子都有困難，加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因此單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產。可以說，中國是以斷子絕孫的慘重代價摧毀了美國等國的製造業，對兩國是雙輸。
結論：中國必須將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才能提升生育率、發展內需、改善與美國等國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