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歲末，中共最高層級的經濟官員經過三日閉門會議發表的經濟藍圖，再度凸顯了習近平大權獨攬的地位。以習近平命名的一套理論強調了經濟的高質量增長，經濟藍圖重複了往年的各項承諾，唯獨不提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嚴峻的債務問題。
在即將過去的2017年，債務是貫穿中國經濟的一個關鍵詞。中共十九大後，習近平的權力進一步得以強化。外界希望看到他在清除了政治障礙後，能夠推進必要的結構性改革，遏制與日俱增的債務。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債務問題的淡化令人失望，也同時表現出當局在經濟增速和削減債務之間很難取得平衡。
凱投宏觀的首席亞洲經濟學家馬克·威廉姆斯說：“他們談到需要解決債務問題，但還想保持政策對經濟的適用性。換句話講，就是要留意就業和增長。”
減債和增長的平衡之難，指向的正是北京決策者面對的挑戰之核心：既需要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信貸的快速增長和企業部門的槓桿積累，同時也不能讓增速降幅過大。
2015年底推出的供給側改革被視為習近平經濟理論的核心，所針對的是產能過剩、債務高企和房地產失衡等經濟頑疾。今年的中央經濟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加註重提高經濟質量，削減過剩產能，增強新經濟發展動能等，卻淡化了其核心，即削減債務。
華爾街日報在中國公佈新的經濟藍圖前夕從知情人士處已經得悉，即將發布的藍圖中，控制宏觀槓桿率的承諾將取代過去兩年將去槓桿作為首要任務的說法。據該消息來源，中共最高領導層12月早些時候確定了這個軟化的目標，意味著官方默認擺脫債務驅動式的經濟增長難度極大。
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它的增長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由國有銀行放貸所驅動的。而近年來，中國日益龐大的債務規模引發憂慮。中國在十年間積累的債務已經大致與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債務水平相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對中國金融部門穩定評估中警告中國金融體系各個領域已經顯現緊張態勢：旨在支持就業和增長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近年來呈擴張性；在強大壓力下讓沒有生存力的企業繼續經營，而不是允許其倒閉。IMF說，加快GDP增長所需的信貸引起大幅度信貸擴張，導致企業債務高企，居民債務也在迅速增加。
美國兩大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今年早些時候也因企業債務高企而調降了中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儘管此舉激怒了中國政府。
華爾街日報援引麥格理集團的估算，認為中國國企債務規模佔中國企業債務總額的三分之二左右。
習近平在十九大後開始談及將經濟工作重心從增長速度轉向增長質量。這引發外間猜測，當局或會採取切實手段遏制債務的激增。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顯然是給抱有這樣希望的人潑了冷水。
凱投宏觀的威廉姆斯說，其實中共領導層，尤其是習近平本人已經很明確地將國企置於優先地位。他說：“就其政策而言，主要是確保國有部門在經濟中保持大的份額，使黨能夠掌控這部分經濟。
威廉姆斯在新加坡的同事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長期關注中國的政治經濟動向。他今年早些時候曾表示，即便習近平在十九大進一步擴大權力，也不會推進結構性的改革。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習近平十九大報告後通過電郵發布的評論中，稱習將政治置於市場開放之上。埃文斯-普里查德認為，習近平明確提出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將會讓那些仍然對習近平可能第二屆任期內對國有部門進行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抱幻想的人死心。
外部分析普遍認為，中國有許多結構性問題都源於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埃文斯-普里查德說，中國國營部門效率低下是經濟最大的掣肘因素：回報率非常低，卻佔用大量經濟資源，從中國金融機構獲取不成比例的信貸，而這就是中國債務問題的根源。
華盛頓經濟智囊機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經濟專家尼古拉斯·拉迪在該機構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談及中國國企信貸時說，這些公司回報率極低，大概百分之2到2.5，約為私營公司的四分之一，但它們獲取的信貸越來越多。他說：“它們從銀行吮吸的貸款越來越多。因此我認為存在嚴重的資源錯置，進而拖累經濟增長，但不大會把標題GDP拉下去。”
拉迪說，中國國企槓桿率驟升，而私營企業則在下降。他說：“私營公司花錢更有效。它們在償還債務，而國營公司在藉債。”
但中國官員似乎對國企有全然不同的看法。與拉迪通常交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太部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說，他們在與中國官員進行“第四條款磋商”時，北京的經濟官員雖承認國企效率低下，同時也看到市場的巨大作用，但他們卻否認國企接受補貼，並且否認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相比在效率方面有先天劣勢。丹尼爾說，雙方在這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他們對政府的角色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對他們來說，多年來他們都有著這些經濟目標，包括國企。它們是政府實施政策的槓桿，看到國企的積極作用。中國國企的確在變得更大，變的更強勢，同時共產黨也對國企加強了控制。
傳統觀點認為，收緊金融環境，加上公司盈利復甦力度逐漸減弱，將壓低增速。這與官方政策背道而馳。中國當局決心實現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2020年時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的長期目標，將不會縮減預算赤字並推進適當的結構性改革（比如縮減虧損的國企規模），相反，中國當局將會繼續保持龐大的赤字並延續瘋狂的信貸擴張速度以推動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其結果將是公共債務和公司債務進一步飆升；就公司債而言，IMF預測到2022年，中國國內信貸相對GDP的比例將升至近300%。IMF說，這樣的比例在世界其他地區或者因槓桿過高問題終獲解決而導致增長幅度大幅放緩，或者因為忽略槓桿過高而導致金融危機。
拉迪提出所謂不同於主流觀點的另類看法。他認為傳統觀點忽視了幾個因素：一是中國領導層顯然已經提高了降低金融風險相對與實現最大經濟增速的重要性；二是，中國在10年內讓真實GDP翻一番的目標已觸手可及，因為中國在前6年年均GDP增速為8.1%，因為10年翻一番需要年復合增長率達到7.2%，今年增速應該不低於6.7%，未來3年平均增速為6.3%即可實現目標。
拉迪談到的另一個因素是中國增長對信貸驅動投資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而消費增長的地位變得突出，2015年和2016年，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三分之二。
此外，拉迪在今年夏天撰文提及，從2016年下半年起，習近平多次強調金融風險，並且在政策上也有重大變化。期間，中國保監會前主席落馬。新的領導層接管了中國銀監會，銀監會發布抑制銀行進行監管套利的新規定，並開始調查銀行對少數幾家實施大舉併購的公司發放過多貸款的情況。此外，中國央行採取措施提高多項短期利率，包括銀行間市場的短期利率。中國國務院還成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十九大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也提出要警惕“明斯基時刻”，可能導致“殭屍企業”大規模債務違約、部分地區房地產市場持續下行，及影子銀行風險集中爆發。
這些言行都表明，中國當局認識到維持金融部門穩定的重要性，也在採取相應措施消除隱患。
但習近平決議要將國企做強做大，當局在2018年則難以擺脫平衡挑戰。穆迪投資服務近日發出的告誡說，北京如果試圖一方面加強經濟增長或維持強大的國有部門，另一方面卻想尋求減債，2018年等著它的將是一個棘手的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