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調進行“布習會”后，美中兩大強權未來將如何修補關係成為一週來各界關注的議題。對此，觀察人士警告，習近平5月底提出的“極限思維”源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帶有“化被動為主動、製造極端”的策略，應用在未來的對美國外交上，恐代表中共將策動一連串“灰色地帶衝突”，以爭取對美國的政治勝利。
觀察人士說，早在布林肯出訪北京，為美中潛在衝突尋求“護欄”之前，習近平就重提了毛澤東時期的“極限思維”，來指導國安和對外關係，而且這套思維所衍生的“間接脅迫”在布林肯訪華前後更可看出斧痕鑿鑿，包括邀請美國商界人士，如微軟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或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的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用來來反諷西方“脫鉤中國”倡議的不切實際並制約布林肯，以打造一出“美國反對美國”的劇碼。
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湯名暉6月23和26日分別於台媒《上報》和《關鍵評論網》撰文指出，“極限思維的戰略傳統源自毛澤東思想，以‘打打談談’的形式,作為軍事行動支撐談判，同時考驗對手的底線”。此一戰略應用從國共內戰到近年中國的領海與邊境衝突並不鮮見，甚至也是上週建構“布習會”的後設背景。
湯名暉直言，習近平的“極限思維”未必是為戰爭準備，但是透過極端的表態來轉嫁國內壓力，並讓如美國等對手畏懼不確定性而讓步，這種策略未來將主導中國的對美外交。也就是說，中共恐將策動一連串的“灰色地帶衝突”，來爭取大國競逐下、對美取得政治勝利的成果。
習近平首提“極限思維” 掀政治觀察圈熱議
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5月30日主持二十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表示，中國所面臨之國安問題的複雜和艱巨度都加大，他因此呼籲幹部“要堅持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雖然習近平經常釋出深切的危機意識，包括國際風險形勢下的“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但他最新提出的“極限思維”引起諸多中國境內外政治分析人士的熱議和揣測。他們普遍認為，“極限思維”既有保守預防極端危機用意，也有主動製造極端之況，以爭取中國的最佳利益。
對此，前中共中央黨校旗下媒體《學習時報》副編審、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聿文表示，“底線思維”、“風高浪急”、“驚濤駭浪”等用語，習近平都講過，也是中共黨內文件的常用詞，沒有什麼新意，但“極限思維”卻是首度提出，因此特別引發海外輿論的關注。
鄧聿文也認為，“極端思維”有兩層含義，一是“做好戰爭準備，對一切極端狀況做出最壞的打算；二是“敢於鬥爭，主動去創造一種極端情況”。他說，前者就是針對如“黑天鵝”、“灰犀牛”的意外突發風險，做最壞的打算。但後者則是主動創造極端，例如百米競跑員要打破現行的最高記錄，才能確保冠軍地位。這應用到國家關係，就是當面對不利的事態時，為了震懾對方，主動把情勢推到極端，讓對方應對，而不是被動應對對手所製造出的極端，一方面顯示我向你對決的實力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試探對手的底線和意志。
製造極限事端 中國軍機軍艦挑釁攔截
以中國軍機軍艦近期的挑釁性攔截為例，一架殲-16戰鬥機5月26日直接飛航在美國空軍RC-135機頭前方的122米內，迫使美國軍機飛過其尾流湍流。另外，美軍導彈驅逐艦“鍾雲號”和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蒙特利爾號”6月3日例行性巡航台灣海峽時，中國軍艦切入美國軍艦前方，距離不到137米。
鄧聿文告訴美國之音:“軍艦、軍機攔截的情況，某種意義上可以就是說，習近平運用極限思維這樣的一種表現。用這種動作是非常危險的，一方面它要求駕駛飛機、軍艦的人技術要高，否則的話，一旦真的撞到的話，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雖然“極限思維”已躍上知乎網站，成為熱門解釋語，但中國境內對“極限思維”的分析和討論比海外少得多。
中共黨媒《學習時報》6月初刊出中共中央組織部政策法規局副局長徐文秀題為“為什麼強調極限思維”的評論文章，獲得《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官媒轉載。徐文秀表示，“極限思維”是把研究的問題推至極限狀態下的思維方法，也就是，在極端狀況下，要有最壞打算、做最好努力。基於中共對主動權的重視，徐文秀說，樹立和堅持極限思維，視野會比他人看得更遠，行動會比他人更進一步。他說，習近平所指的“黑天鵝”、“灰犀牛”，主要針對中國國內社會、經濟問題，但“極限思維”主要針對外部環境。部分國家視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毫無底線地打壓和圍堵中國，若中國缺乏極限思維，就很難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也會陷入戰略被動。
極限思維下 中共加速攻台?
有分析人士解讀，“極限思維”用於對外關係，意在“做好戰爭準備”，而非“主動出擊”，但現居美國紐約的《北京之春》期刊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共恐不排除主動出擊，以對台問題為例，中共想統一台灣，雖仍忌憚動武，但很可能設想，若動用極端手段，是否反而有利解決台灣問題？這也是部分觀察人士認為，在此極限思維下，中共恐加速攻台的進程。
不過，位於北台灣桃園的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執中認為，習近平著眼長遠的政治穩定，對“極限思維”的戰略應用應在追求外部環境的穩定，而非動蕩。他說，二十大後提出的“極限思維”和十九大後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樣，都只是對當時情勢的判斷。且官媒《學習時報》、《人民日報》都曾引述某研究中心提出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亦即為了實現國內雙循環的發展格局，中國須有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因此，中共要求幹部以極限思維去維護這個新安全格局和穩定的外部環境。張執中說，中國強調自己的和平角色，抱著“應戰”的心態，一方面對抗西方的壓力，一方面希望塑造和緩的外部和投資環境。
張執中告訴美國之音:“（中共）在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裡已經提到，當前中國最需要的就是外國的投資，因此，對中國來講，軍事上的準備，比較像過去一直提到的，就是它不主動侵犯，或者不主動打仗。”
《外交事務》評論:中國著手四大軍事準備
但美國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3月底刊登前《華盛頓郵報》北京分社社長潘文(John Pomfret)和前白宮官員博明(Matt Pottinger)的聯名投書，直指中國正著手四項軍事準備，包含軍費年增7.2%、頒佈新的預備役人員法、在福建省各城市升級防空洞並設置至少一座“戰時緊急醫院”，及在北京、福建、內蒙古和武漢等多個省市掛牌成立國防動員辦公室等。
習近平遊走於戰爭與和平之間，令人難以捉摸。一方面高呼“中國式現代化”，其中包含“和平發展”的五大特徵；但另一方面也頻喊備戰、要解放軍“能打仗”、“打勝仗”。
對此，鄧聿文表示，共產黨領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一旦中國被迫動武，中共自認，“以武逼和”並不違背“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和平發展”。
胡平也說，中國自詡和平崛起，但這是一種誤導，因為中共建政70多年以來，多次主動參戰，包括派志願軍介入1950年代的韓戰和發動1979年所謂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根本奢談和平崛起，尤其中共常年殘暴鎮壓本國人民，近年來對其他國家和人民也是不斷施以政治和經濟脅迫手段。
胡平告訴美國之音:“怎麼能夠設想中共對本國人民的暴虐壓迫永遠只限於對本國人民呢？當它有一天強大了，它依然是只對本國人民才壓迫、才欺付，而對外國人始終不壓迫、不欺付呢?這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