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開幕前，台灣12名政治學者合作新書《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剖析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前兩任10年間如何憑藉其人格特質，扭轉中國政經情勢，呈現“再毛化”(Re-Maoization)的逆勢走向。書中警告，當前美中對抗的烈度、廣度跟深度都已超越昔日美蘇冷戰。.
中共19屆7中全會週三(10月12日)已經落幕。據新華社報導，會後公報全文兩千餘字，除大篇幅讚揚習近平過去5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任務、有效應對國際局勢及清零防疫等成就外，更一再凸顯習近平作為全黨核心的地位。
七中全會公報曝光 分析指習續任可能性高
公報稱，全黨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做到“兩個維護”，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兩個確立意指“確立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以及“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兩個維護”則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公報發表後，不少分析指出，這些表述可能在20大上被修進黨章，且即將贏得第三任的習近平也可望牢牢掌握黨內的話語權。由於習近平的潛在接班人一直未浮上枱面，外界臆測習近平未來10年恐繼續主政。
台灣學界新書 檢視習10年執政
在此背景下，專精所謂“匪情研究”的台灣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集結12名政治學者出版新書《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以習近平的人格特質為基礎，探索他10年來對內集權、對外擴張的執政模式，以及該模式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美中關係及台灣問題帶來的劇烈變化。
作者之一、位於台北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吳玉山在新書發表會上剖析，中國政壇歷經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後，從鄧小平、江澤民到胡錦濤以來的主政期，無不力圖“撥亂反正”毛澤東的左傾和極權思潮，因此，數十年間，中國政治權力逐漸分化，經濟及社會漸趨鬆綁，且精英甄拔也漸制度化，邁向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道路。
在此趨勢下，吳玉山不諱言，10年前，學界普遍預期習近平上任後將是“弱主”，但不料習近平竟是逆轉情勢，緊縮黨國體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彷彿重返毛澤東時代。
吳玉山說:“我叫它‘再毛化’，就是習近平似乎出現了一個返祖(atavism)現象，在他的統治底下，第一，權力反向地集中了，這個跟鄧、江、胡是相反的趨勢。第二，制度化開始倒退。第三，黨國對於社會控制開始不斷地加強。”
所謂返祖現象，意指生物體身上出現了祖先才有但現代人已消失的生理特徵，代表一種不太常見的“退化”現象。
習近平人格特質影響決策
問題是，習近平的劇變從何而來?
也是作者之一、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寇建文於新書發表會上指出，這或與習近平早年經歷形塑的人格特質有關。
公開資料顯示，習近平於文革時期因父親習仲勛遭批鬥而下鄉成為知青，這段生活歷練讓他培養出簡樸、厭惡腐敗、隱忍自信、念舊情、除惡必盡、崇尚強勢領導和集體主義等心理特質，都反映在他現在的執政風格上。
以新冠疫情為例，寇建文分析，習近平之所以堅持“動態清零”，就是將病毒視為黨國敵人，必須以專政手段對付，沒有讓步空間。
因此，在他的集體主義思維下，封控等民主國家難以容忍的手段，在他看來，不過是“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習近平上任後，藉打貪打擊異己，重用與他交好的昔日部屬。對此，寇建文認為，和他念舊的個性及出身“文革世代”對階級鬥爭無所不在的共同記憶有關。
習近平主政影響最大之處，就是將從胡錦濤時期以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分權態勢，改由他一人集權。
寇建文說:“習近平他的政治認知，最核心的，政治是衝突，他沒有安全感。這個當然跟他成長的環境是有關係，因為他被抄過家，他缺乏安全感，當然他也沒有辦法去分享權力。”
“舉國體制”籠罩中國社會經濟
除政治權力缺乏分配外，習近平個人特質而衍生的集體主義與舉國體制治理模式，也衝擊到中國社會與經濟的諸多面向。
其他作者，包括位於台北的政大東亞所副教授王韻在新書發表會上表示，從2013年的“七不講”到2021年第三份歷史決議中的“十個明確”， 習近平一黨一人專政下，中國人在言論、公民權利及公平受審的空間漸遭箝制。
王韻在書中寫道，習式治理強調其延續自毛澤東時代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亦即，權力跟資源要無條件集中給黨國選定的少數群體使用，其他人就得識大體、顧大局，犧牲自己的權益成就黨的偉大事業。
在企業治理面，這種邏輯反映在習近平追求的“國進民退”上，例如，昔日龍頭民企，如滴滴出行、螞蟻金服一一遭整改。又例如，在社會文化面，從禁止娘炮到限制青少年打網遊時間，人人都可能成為政治整肅的對象。
王韻還說，習近平近年來針對宗教、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乃至維權律師、網絡公知、非政府組織及互聯網企業等一連串的打壓，與毛澤東時期的“反國際(理性)主義”不謀而合。他打著中國制度優勢的招牌，實則是要個人放棄理想，為黨國服務。
危機事件扭轉中國經改議程
在經濟領域，位於新北市的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張弘遠則於新書發表會上分析，習近平執政之初，其實曾透過經濟結構改革及管制資本等手段來挽救泡沫經濟，但幾年來從地方債務、股市熔斷到資金外逃、美中貿易戰等一連串的經濟危機事件，造成他必須修正經濟改革議程。於是，他轉而以行政手段強勢介入市場，並頻繁運用“新型舉國體制”，來進行經濟治理。
以中國當前低迷的經濟情勢，習近平若是在民主國家尋求連任，勢必陷入苦戰，但張弘遠說，經濟失利不足以撼動習近平的領導權威，反而給了中共的黨國體制深化維穩的藉口。
張弘遠說:“如我們現在所看到，中國面臨各式各樣的危機，更需要鞏固領導中心以及新的舉國體制的頭，我們很難、也不會想像到，中國經濟萬一崩潰，習近平會因此而(被)究責下台。”
習近平對台戰略清晰“統一時間表”隱現
針對難解的兩岸議題，位於台北的政大東亞所特聘教授王信賢認為，習近平歷次的涉台講話仍以“和統”為主軸，但對內，他將台灣問題跟“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扣連，對外則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王信賢說，台灣問題被鑲嵌在這“兩個大局”間，可以看出，中共表述也已從“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包括對台灣以戰逼和的“北平模式”及“統一後的規劃”等用語，都影射出中共主觀的“統一時間表”，台灣方面必須謹慎應對。
美中對抗烈度恐甚於美蘇冷戰
針對外交領域，位於台北的台大政治系主任張登及則在書中指出，自2013年中國高調推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所謂“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就不再只是一面旗幟，而是具強烈“象徵性、總結性和指導性”的框架和指南。
中國的戰狼外交作風讓美國及其盟友相當不安，且習近平近年開始大幅提升“頂層設計”，即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強調鬥爭意識，並把政權安全放到首位，一系列舉措更急劇升高了中國與西方陣營間的敵對感。
美中情勢日益緊繃下，新冠疫情及俄烏戰爭再添亂象，台大政治系的張登及認為，當前美中對抗的烈度、廣度及深度，均已超過昔日美蘇冷戰，原因之一是全球普及的社群媒體，讓各國人士的生活都已受到美中對抗波及。
拜登10月12日發表長達48頁的《國家安全戰略》時表示，相對於衰落中的俄羅斯，他更憂心中國“結合威權治理與修正主義外交政策”的舉動，美國未來幾年面臨的壓倒性挑戰將是“超越中國，並遏制俄羅斯”。
拜登的表態呼應了許多分析人士的擔憂，但台北學者寇建文認為，習近平至今未安排接班人，雖有利於他繼續獨攬大權，卻恐讓未來5-10年內的中國權鬥變成更加難料的“零和遊戲”，也就是，習近平和可能的接班梯隊間權力爭奪的消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