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6日出席“兩會”中政協的民革、科技、環境資源界別委員聯組會，在談話中提及兩岸論述，強調要團結一切愛國力量，共同推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 。這是習近平繼2019年3月在福建代表團發表涉台言論後，再度在「下團組」對台喊話，也是台灣總統大選後，習近平首次針對涉台議題發表談話。學者指出，具有「一錘定音」的象徵意義。
中國「兩會」期間，「下團組」是一大看點，習近平和常委參加各團組發表的講話常帶有“政治大方向”，反映出中南海的關注焦點，也會對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重要議題做進一步闡釋，並針對性地談及區域發展規劃思路。台灣中央社統計，習近平上台11年來，分別在2015、2016與2019年藉由「下團組」發表涉台談話。
中共新華社6日報導，習近平強調要在對台工作大局中進一步找准定位，團結海內外、島內外一切愛國力量，「不斷壯大反獨促統力量，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要積極推動兩岸科技、農業、人文、青年發展等領域交流合作。
習近平對台喊話軟硬兼施
在台北的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指出，涉台談話延續中共「二十大」以來對台政策的基本方針和基調，但也澄清了外界在李強所提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針對祖國統一大業缺乏「和平」兩字的錯誤解讀。
張五岳認為習近平提出的對台具體做法有“軟的一手”，像是推動多元領域的交流，以期兩岸關係進一步互動；但也保有“硬的一手”，也就是壯大反獨力量，團結愛國力量。
張五岳對美國之音說：「顯然是加大反獨、加大促統、也加大促融，但是在對台方針的結構上，並沒有因為台灣大選的結果，也沒有因為這次金門的不幸事件而有新的論述。」他指出北京具體執行方式將取決於兩岸互動，會有策略性的選擇和運用。
張五岳點出習近平認知到對台工作不能只靠一己力量，也要靠台灣內部和國際社會，因此自去年起，北京在對台政策上訴求出現很大改變，要求美國、國際社會和組織支持中國和平統一，且不得支持台獨和外部勢力。張五嶽強調，北京很清楚美國拜登政府不可能支持中國和平統一，但北京必須在國際場合和中國內部堅定表態。
張五岳表示兩岸關係關鍵觀察期是兩會閉幕之後到5月20日台灣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就職期間，這段期間北京可能對台持續施壓，但是兩岸關係仍置於美中常態性互動管控分歧之下。不過，他預測「520」之後兩岸交流可望逐步恢復，北京當局也認知到兩岸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單向交流。
新質生產力成中國經濟轉型的豪賭
除了涉台談話，新華社5日報導，習近平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針對經濟方針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
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助研究員王國臣認為，「新質生產力」意指提高生產力，重點產業將會轉向具前瞻性的高科技和AI領域。他分析中國長年被詬病是粗放型經濟，也就是生產技術水準較低，主要依賴增加資金、投入人力、物力來提高產值。習近平過去幾年強調國有企業“做優、做大、做強”，聚焦軍工企業和海洋經濟，無效率的生產造成投資效率低，地方政府債務高築，近年來已證明藉由債務推動的經濟成長不可持續。北京當局了解國營企業的弊病，清楚目前生產力不足，但經濟卻不得不仰賴國營企業，造成惡性循環，才提出新質生產力做為首要目標。
王國臣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大陸（高速）經濟成長已經結束了，轉向整個經濟轉型的過程。過去的經濟比較依賴於外商出口，在過去五年的整頓中，網路金融跟房地產都垮掉了，所以他需要一個新的支柱產業，從戰略型新興產業走向未來產業。」
然而，王國臣並不看好中國的經濟轉型，像是重點發展的「新三樣」鋰電池、新能源汽車和光電，外界仍對技術層面存疑，尤其歐美後續可能展開反補貼或反傾銷調查。另一方面，隨著製程越自動化，將加大中國社會失業壓力；再者，晶片要求越高，未來發展將會因為晶片跟資料安全問題受阻，中國高科技產業市場的前瞻性受到限制。
王國臣認為中國現在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實際上對熨平經濟風險或拉伸經濟動能非常有限。他指出習近平的談話中沒有提及對外資的保障，像是外商擔憂國安部門擴權，對金融業或商業諮詢機構的搜捕是否會重現？也沒針對股市急劇壓縮，是否祭獻量化基金或融資融券做空的限制？目前無法讓外資打消對中國的疑慮。
王國臣表示，習近平選擇江蘇「下團組」具有宣誓意義，由於江蘇位居中國經濟排名前段班，民營經濟比例高，是沿海高科技產業出口重鎮，《人民日報》2月6日指出江蘇2023年實際使用外資規模居全國首位，而且是擁有GDP突破「萬億之城」最多的省份，具有其擘劃產業佈局的代表性。亦有觀察家認為，習近平在江蘇「下團組」也與1月江蘇召開的第14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全票當選人大代表有關，意味著今年的政策焦點將在江蘇。
而習近平江蘇談話中提及“共同富裕幸福村”，也暗示了原先的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會推廣到其他的省份，而江蘇的重要任務就是吸引外資和台商，希望能夠彌補中國國有企業生產效率低落的問題。
學者看衰計畫經濟中國「逆市場而行」
在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德升指出，習近平的談話了無新意，雖說提出「新質生產力」這個新詞彙，表態引進新技術和提升效率，但中國現在大環境是政治壓制經濟，產業市場缺乏活力。
陳德升認為習近平強調“產業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哄而上、泡沫化”，正是因為中國的“計劃經濟”由政治拍板，國家投資沒有盈虧概念，是“逆市場而行”。經濟發展以政府和黨指導做為選擇標準，容易造成產業“一窩蜂”，若政府資源全補貼先進生產力，業者大規模鋪設生產線，超越自己需求的能量，將造成負面作用。他舉例過去的鋼鐵生產供過於求、或現在的光伏或電動車產能過剩，產生浪費。
陳德升對美國之音說：「一個國家的先進的生產力和競爭力，並不是靠領導人或黨的政策來操作的，如果你的企業家有企業家的精神，你的市場得到法律的保障，有公平競爭的環境，那也能夠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參與的話，那你這個新質生產力就比較容易實現。」如果是靠內部的一些精神上的動員、黨的訴求，最終的效果自然是非常有限。
陳德升表示中國在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時代從嚴管政治的架構把經濟能量釋放，創造了中國的奇蹟，因為市場經濟概念下，企業家依照市場需求盤算投資。但習近平現在把市場重新收回去，單靠個人和黨的操控性發展經濟，風險和挑戰比較高。
陳德升認為中國市場龐大，有規模經濟優勢，加上大型製造能力和基礎建設能力，像是造船艦、建高鐵、鋪公路都屬世界頂尖，近幾年的電動車、鋰電池和光伏的發展更結合外銷和區域整合的優勢，具有影響力。但私營經濟或市場配套條件不足，外資大量撤退，先進產品市場接納度或國際競爭力都受到海外市場質疑，種種負面因素對中國經濟現代化進程都會產生限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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