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 —
六四民運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接受美國之音駐台北記者張佩芝專訪，談及他對六四大屠殺的反思已經他過去25年來的心路歷程。
記者：吾爾開希先生，謝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天安門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25年。您的名字永遠和六四天安門事件聯繫在一起，回顧六四事件，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吾爾開希：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這麼大規模的屠殺當然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想起那麼多年輕的生命在那天，為了共同的理想，曾經跟他們肩並肩走在一起，他們因為跟我們志同道合，就算跟我們不認識，但是也有如親兄弟姐妹般的這些人，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人，在六四那天，為了我們共同有過的理想和希望，而犧牲生命。這個犧牲，會一直縈繞在我們頭腦之中，尤其我個人，在情緒處理上來講，這是一場大屠殺，很多人為此犧牲生命，可是我是那個號稱叫做組織者領導人，過去這些年我們也都被稱為學生領袖，我們對此沒有持異議。如果我們是學生領袖，我們首先應該犧牲生命，這樣一種想法，恐怕會一直縈繞在我頭腦之中，這叫做幸存者的負罪感。幸存者的負罪感，也是回想25年前，以及25年以來，對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肯定會產生最大影響，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東西。
當然也不只是這些悲傷的東西，回想25年前，也有相當興奮的、相當令人感覺希望的東西。最然這場運動最後是以屠殺為終結，可是我想所有參加過的人都不會忘記4月27日大遊行。在人民日報426社論後，十幾萬學生上街遊行，衝過重重警察封鎖線，可是在那一天，上百萬的背景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我們的立場，那一天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希望，我這輩子也不會忘記。
記者：您對未來在推動中國改善人權的工作上，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吾爾開希：我們是反對運動，我是劉曉波的學生。劉曉波是八九年時我的重要導師，是我的亦師亦友，他對自己的角色承擔，在八九的時候就表現得令人敬佩。學運一開始，他本來在美國，已經離開中國了，結果他毅然回到中國。到最後當發現知識分子失去道德立場，無法表達自己對國家立場時，自己跳下來絕食。劉曉波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都令人佩服，起草零八憲章，第三次被投身入獄，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的肯定，也是告訴我們這些反對派，我們自己應當承當的角色，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什麼。八九年學生運動時，我們是一腔熱血的年輕學子，今天，我們是堅定的反對派。當然這是個人選擇，你可以參加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你覺得你已經付出足夠的代價，承擔了足夠的責任，然後願意離開中國的民主運動，我覺得無可厚非，天經地義，而且我也完全同意。我們八九年所有的參加者所承擔的公民責任來講，我們承擔地足夠多。如果我們之中的任何伙伴決定要離開，我都覺得天經地義。而我，做為劉曉波的學生、弟子、好朋友，我覺得如果一個夠格的朋友，是應該陪他回去坐牢。應該以不怕坐牢的精神，來貫徹我們當初所開啟的事業。應該用這樣的心態，反對派在中國今天這個時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犧牲。
記者﹕您會不會對當初離開中國感到後悔？
吾爾開希：可能會有吧，我覺得流亡也為我帶來新的人生，這種人生包括對自由民主的深刻體認。如果沒有過去25年在法國、美國、台灣這樣的地方的生活經驗，也許我今天能在中國更有一些發言的機會，卻不見得能說出更好的發言內容。後悔有沒有？多少有，但是後悔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我的流亡經驗也是無比難得，也是非常痛苦，但是非常豐富的人生歷程。我好像也不是喜歡去思考後悔這個話題的人，但是夜深人靜時，難免會想當初如果要是不離開有多好，這是難免的。
記者：吾爾開希先生，謝謝您接受美國之音的訪問。天安門事件從發生到現在已經過了25年。您的名字永遠和六四天安門事件聯繫在一起，回顧六四事件，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吾爾開希：對任何一個人來講，這麼大規模的屠殺當然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想起那麼多年輕的生命在那天，為了共同的理想，曾經跟他們肩並肩走在一起，他們因為跟我們志同道合，就算跟我們不認識，但是也有如親兄弟姐妹般的這些人，還有很多支持我們的人，在六四那天，為了我們共同有過的理想和希望，而犧牲生命。這個犧牲，會一直縈繞在我們頭腦之中，尤其我個人，在情緒處理上來講，這是一場大屠殺，很多人為此犧牲生命，可是我是那個號稱叫做組織者領導人，過去這些年我們也都被稱為學生領袖，我們對此沒有持異議。如果我們是學生領袖，我們首先應該犧牲生命，這樣一種想法，恐怕會一直縈繞在我頭腦之中，這叫做幸存者的負罪感。幸存者的負罪感，也是回想25年前，以及25年以來，對我們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肯定會產生最大影響，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東西。
當然也不只是這些悲傷的東西，回想25年前，也有相當興奮的、相當令人感覺希望的東西。最然這場運動最後是以屠殺為終結，可是我想所有參加過的人都不會忘記4月27日大遊行。在人民日報426社論後，十幾萬學生上街遊行，衝過重重警察封鎖線，可是在那一天，上百萬的背景市民，夾道歡迎，站在學生隊伍的兩邊，來表達完全支持我們的立場，那一天所給我們帶來的快樂和希望，我這輩子也不會忘記。
記者：您對未來在推動中國改善人權的工作上，對自己有什麼樣的期許？
吾爾開希：我們是反對運動，我是劉曉波的學生。劉曉波是八九年時我的重要導師，是我的亦師亦友，他對自己的角色承擔，在八九的時候就表現得令人敬佩。學運一開始，他本來在美國，已經離開中國了，結果他毅然回到中國。到最後當發現知識分子失去道德立場，無法表達自己對國家立場時，自己跳下來絕食。劉曉波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所作所為，都令人佩服，起草零八憲章，第三次被投身入獄，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的肯定，也是告訴我們這些反對派，我們自己應當承當的角色，我們所做的事情是什麼。八九年學生運動時，我們是一腔熱血的年輕學子，今天，我們是堅定的反對派。當然這是個人選擇，你可以參加八九年的學生運動，你覺得你已經付出足夠的代價，承擔了足夠的責任，然後願意離開中國的民主運動，我覺得無可厚非，天經地義，而且我也完全同意。我們八九年所有的參加者所承擔的公民責任來講，我們承擔地足夠多。如果我們之中的任何伙伴決定要離開，我都覺得天經地義。而我，做為劉曉波的學生、弟子、好朋友，我覺得如果一個夠格的朋友，是應該陪他回去坐牢。應該以不怕坐牢的精神，來貫徹我們當初所開啟的事業。應該用這樣的心態，反對派在中國今天這個時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其實是犧牲。
記者﹕您會不會對當初離開中國感到後悔？
吾爾開希：可能會有吧，我覺得流亡也為我帶來新的人生，這種人生包括對自由民主的深刻體認。如果沒有過去25年在法國、美國、台灣這樣的地方的生活經驗，也許我今天能在中國更有一些發言的機會，卻不見得能說出更好的發言內容。後悔有沒有？多少有，但是後悔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我的流亡經驗也是無比難得，也是非常痛苦，但是非常豐富的人生歷程。我好像也不是喜歡去思考後悔這個話題的人，但是夜深人靜時，難免會想當初如果要是不離開有多好，這是難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