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中國被批評隱瞞疫情、未能及時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時，中國的駐外使節都會以好鬥甚至出格的語言為北京對疫情的處理進行辯護。他們的這些言行在不少國家的首都掀起了一場場外交風暴。一向低調行事的中國駐外使節現在為甚麼不顧外交風範，甚至變身為“戰狼”？這種現象的背後有甚麼深層的文化和社會原因？
中國外交官表現不同於以往
曾幾何時，在外國人的印像中，駐在世界各國的中國外交官大多身穿深色西服，很少與媒體或是公眾進行接觸，像斯芬克斯謎一樣讓人難以捉摸。
如今，他們也許大多數情況下仍然身穿黑色西服，但卻展現了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們不但不避免與媒體或是公眾接觸，而是力圖爭取在國際上的所謂話語權，包括利用美國的推特和臉書等社交媒體，宣揚中國的敘事方式，甚至不惜發布虛假的信息，儘管這些社交媒體在中國被禁止。
例如，中國駐印度大使館的女發言人在推特中對要求中國就新冠病毒的傳播進行補償做出回應說，“荒謬和吸引眼球的廢話！”中國駐委內瑞拉大使館針對委內瑞拉官員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的病毒”發出了一系列的推文，最後一條推文說，一些批評中國的人可以“戴上口罩並閉嘴！”
根據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統計，自從2019年3月香港的抗議運動開始以來，中國駐外大使館、領事館和大使的推特賬號的活動增加了250%以上。從2019年9月到12月，中國的外交使團設立了40多個新的推特賬號。
有分析人士認為，他們的這種行為與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展現出來的狂妄自大是一脈相承的。隨著中國變得更為富裕，更有影響力，它也更致力於在國際上塑造一個與它的大國地位相匹配的敘事方式。
包道格：外交部發言人的表現促使大使仿效
與中國的官員和學者有很多交道的包道格認為，中國駐外使節的這種變化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身上出現的變化有關。
他說，在華春瑩出任外交部發言人後，從一開始，她就試圖在這個平台發出強硬言論，不再只是回答記者的提問，而是疾言厲色，甚至有找人打架（look for a fight ）的架勢。後來又來了一位在中國駐美大使館任職期間在華盛頓的外交圈留下了“粗魯”和“不尋常的外交官”（unusual diplomat）名聲的趙立堅。在他看來，趙立堅的被提拔給中國駐外大使傳遞了一個信息。
他說：“如果你是駐倫敦、巴黎或是其他地方的大使，你看到國內的這種情況並意識到，如果我想要得到提升，那我也得加入這個群，而這些人是被餵了狼奶的。這是一種戰狼式的外交思潮。”
喝狼奶長大的
中國人，尤其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對於“喝狼奶長大的”說法是不陌生的。
中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歷史學家袁偉時曾經在《冰點》雜誌上寫了這麼一段文字而導致該雜誌被關閉幾個月。
他寫道：“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 '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駐外大使中也有例外
不過，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榮譽創所所長芮效儉大使指出，並不是只有中國的大使為了迎合國內領導人而不惜惹惱駐在國。他說，華盛頓有時也有一種氛圍，讓這些美國大使覺得他們得在外面有所表現。美國現任駐德國大使格雷內爾（Richard Allen Grenell）就是一個例子。在他看來，格雷內爾根據華盛頓所持有的立場而對德國政府提出批評並引起很大爭議是他在今年2月被特朗普總統任命為代理國家情報總監的原因之一。
他還認為，並不是所有的中國駐外大使因為國內政治因素而在駐在國做出不被接受的行為。
他說：“例如，崔天凱大使就不做為了維持他在國內的信譽而做美國人認為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為在北京，他是一個受到高度尊重的中國大使，因此他沒必要想盡千方百計，來維繫他的信譽。”
包道格認為，崔天凱等大使受到的是傳統的外交訓練，師承中國老一輩外交家的外交思想，其目的是讓人信服，儘管有時候也不得不採取強硬立場。
北京的歷史學者章立凡也認為，這與這些大使所受到的訓練有關。
他說：“崔天凱、劉曉明等前輩雖然強硬，但畢竟是鄧時代培養的外交專業人才，懂得在國際關係規則下活動；相形之下，習時代趙等'鷹派'外交官的言論，如同文明世界門外的野蠻人。”
中國大使的“戰狼”表現是對美國指責的回應？
曾經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做過外交官並為中美領導人擔任過翻譯的戴博認為，美國政界的一些人在新冠問題上提出了陰謀論的說法，可能引起了一部分本來是講道理的中國人的反感。但他同時也認為，中國一些發言人的語調也是有問題的。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有一部分美國領導人形容中美關係的語調，他們的用詞，我覺得不太合適。當然中國也有一些領導人、發言人，不只是撒謊，他們的話語、語調也是有害於解決這個問題的。”
中國的一些學者則認為，中國一些大使和外交官的表現是對美國指責中國及其對疫情的應對而做出的反應。
中國目前的處境與1900年的庚子年相似？
中國駐外大使和外交官在新冠疫情問題上的戰狼式外交在國際社會引發了強烈的反彈，他們的表態和回擊不僅沒有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所宣傳的敘事，反而使中國陷入非常不利的境地。國際社會要求對病毒的來源進行獨立調查以及對中國進行追責索賠的呼聲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更加高漲。
即使是在對中國友好的非洲，中國駐尼日利亞、加納和烏干達的大使因廣州發生非洲人受到騷擾事件而受到嚴厲的聲斥。這是非洲國家罕見地公開指責中國政府。
中國目前的處境，在中國學者資中筠看來，與清朝末期發生義和團之亂的1900年相似。她在“庚子年的憂思”一文中說，“如今形勢逆轉，中方發生的情景，四處樹敵，竟與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
中國的“戰狼”外交會繼續嗎？
長期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美國學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認為，提升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是習近平上台後的一個優先考慮，中國的戰狼外交是中國提升話語權的一部分。她傾向於認為，北京會根據一些做法的效果來決定取捨。
她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人將嘗試推進他們的利益的新途徑——那些有效的戰術將被進一步發展，那些無效的戰術將被拋棄。”
不過，芮效儉大使和包道格都認為，中國大使的這種戰狼外交不會停止，因為這是北京期望他們所做的。包道格甚至認為，他們會變本加厲。
他說：“我們正在走向更為糟糕的時候。如果你認為現在的情況很糟糕，再等一段時間，它會變得更糟。”
在他看來，這種情況就像美國的歌詞作者、數學家勒熱（Tom Lehrer）50年代在哈佛讀書時寫的“滑下生命的刀鋒” （sliding down on the razor blade of life）這句歌詞所形容的那樣。
盧沙野：中國的傳統做法現在行不通
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4月28日接受法國《言論報》的採訪時暗示，他們可能會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但會繼續目前的做法。
他說：“我們發現應該注意形象。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中國人總是說，做好自己的事，甭管別人怎麼說。但當今世界這樣行不通。即使你在各個方面做得再好，架不住別人潑髒水，把你所做的破壞殆盡。”
這位大使把中國駐外大使的做法稱之為“積極外交”，並暗示它所引發的反彈是因為西方不習慣。
他說：“因為過去中國從不回應西方媒體攻擊，這次媒體發現中國居然反擊了，感到震驚，所以認為中國外交更具'進攻性'，甚至'侵略性'。也許這是他們的感受。 ”
在法國外長召見了盧沙野大使的兩個星期後，中國駐法大使館的網站又貼出了一條沒有署名的中國外交官的批評文章。這篇題為“為什麼新冠疫情被如此政治化”的文章在試圖解釋為什麼有人提出中國在病毒傳播中的責任問題時說，“一些西方人開始對自由民主失去信心”，“一些（西方國家）在心理上已經變得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