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各地持續數星期抗議非洲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警方拘押時死亡事件之際，美國國防部一個有10年歷史的項目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和檢討。這個項目是把軍事等級的武器和車輛捐給地方警察局。
這個方案被稱為“1033項目”，自1991年起已經向美國警方提供了價值70多億美元的設備，包括數億美元的軍事等級裝備，範圍從半自動突擊步槍到40噸重的防地雷反伏擊車（MRAPS)等。防地雷反伏擊車是為美國部隊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所建造的。
美國地方執法官員為這個項目進行辯護，認為這些裝備拯救性命，而且使警察在進行例行毒品搜查，街頭抗議，如目前還在持續的抗議弗洛伊德死亡的街頭示威時，得以使用高壓手段和武器。
美國公眾強烈反對“1033項目”，認為該項目助長警方軍事化，對此，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政府2015年對這個項目制定了嚴格限制，禁止向警方轉移刺刀、榴彈發射器，以及其他的軍事武器和裝備。警察部門交回了126輛履帶裝甲車，138部榴彈發射器，以及1623個刺刀。
但是特朗普總統2017年8月撤銷了這些禁令，前司法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無視奧巴馬政府對這個項目的擔憂，稱限制這個項目是“膚淺”的，並對“拯救性命”設備的限制進行批評。
美國國防部後勤局（DefenseLogisticsAgency)資料顯示，此後，美國國防部向全國警察部門追加提供10億美元的所謂“超額資產”。
由於在某種程度上依賴捐贈的軍事設備，擁有抗暴裝備的武裝警察被派駐到全國各地，這使得人們把他們與武裝軍人相提並論。在美國一些地區，警察使用了催淚瓦斯，閃光彈，胡椒噴劑和橡皮子彈來驅散抗議群眾。
前波士頓警察、現任波士頓的伊曼紐爾學院（Emmanuel College)社會學教授湯姆·諾蘭（Tom Nolan)說，武力的展示表明，很多警察部門還沒有“領悟到有關的信息”，即示威者正在抗議的正是警方使用的高壓手段。
諾蘭說：“警方對付更多抗議活動所顯示的警察軍事化程度愈來愈明顯，而且比我們2014年時所看到的程度更為嚴重。” 他指的是2014年黑人青年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一名白人警察在密蘇里州的弗格森槍擊死亡，造成全美各地爆發抗議。
這些示威引發了關於警察與非洲裔美國人社區關係緊張、警方軍事化，以及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等方面的辯論。
但是，地方執法部門的官員說，對警方以軍事設備執法過度的抨擊是不公平的。
休士頓警察局長阿策維多（Art Acevedo) 是大城市警察局長協會主席。他說“警方裝備不是問題所在.”
阿策維多說，得克薩斯州的聖馬科斯2015年發生歷史性大洪水時，警方使用防地雷反伏擊車救出了一些孩子。去年在俄亥俄州代頓市，警察配備軍事等級長槍幹掉了殺死9人的嫌疑槍手。
他說，全美第四大城休士頓在目前發生的示威活動中，警察還沒有使用防地雷反伏擊車，或悍馬軍用車。
然而，阿策維多說，警察軍事化還是一個“合理議題”，值得辯論。
他說：“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我們得到了甚麼樣的裝備，這些裝備是如何被使用的？使用這些軍事裝備的政策和程序是甚麼？有甚麼監督？指揮和控制是甚麼？”
根源於1960年代
美國警方軍事化要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美國政府首先開始為警方部門撥款以購買軍事設備來對付犯罪。但是一直到1989年國會授權把過剩的軍事設備轉移給地方警察部門，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的“1033項目”，之後，警方軍事化的進程才開始起步。
諾蘭教授認為，這個項目的動力是美國當時大力打擊毒品，那時警察的一般裝備比不上毒梟威力很大的自動武器。
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後，警方軍事化更加擴大，聯邦政府為警察部門打擊恐怖主義撥款數十億美元和設備。諾蘭認為，這就把警方這個執法機構轉變為“反恐戰爭中的前線突擊部隊”。
在佛洛伊德死亡事件發生後，在各個聲援組織的支持下，美國國會民主黨人再度尋求對警方可以自由取得剩餘軍事裝備的做法做出限制。
執法組織以及他們在國會的支持者則反對民主黨人的這個建議。
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籍國會眾議員斯托比（Gregt Steube) 說：“他們用防彈背心和防彈盾牌保護那些保護我們社區的警察。”他認為，剝奪了這些能力，剝奪了警察使用武器保護他們自己的能力，是一條危險的道路。他認為美國不會支持限制警方取得多餘軍用裝備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