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最近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專訪時表示，他目前還沒有機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他預計當兩人正式通話時，將有“很多話要說”。
他在專訪中形容這位中國領導人“非常聰明”、“非常強硬”，但“骨子裡沒有民主”。拜登表示，美中兩國面臨“極為激烈的競爭”，但“不需要發生衝突”。
評論人士認為，美中領導人雖未直接通話，但已經通過各種方式隔空較力，拜登為何特別點明習近平“強硬”和“缺乏民主”？拜習通話還需等待多久？目前美中雙方為首腦通話各自亮出什麼底牌？拜登對習近平的個人評價背後有何深意？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美中關係本來就複雜，拜登剛上任，美中都需要更多的整理和準備，從而更好地進行第一次對話。他認為，拜登在美國國內政策上否定特朗普的做法，但目前為止他並沒有把特朗普對中國政府的強硬否定掉。
夏明說：“中美關係現在變得越來越複雜，所以這不是短期或者單邊國家的考量，這是盟國的考量。以美國為領導的西方盟國和中國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戰略上、經濟的長期利益上的一種較量。所以對於美國來說，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當然也不會輕易拿出一個現在明晰的方案。另外一個原因在於，特朗普政府的許多政策和做法已經給中美關係層層加碼。現在我們知道在國內政策上和許多重大的意見上，拜登總統是否定特朗普總統的，但是拜登總統沒有把特朗普對中國政府的強硬否定掉。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和習近平通話，習近平很大的一個期盼恐怕就是（美國）新朝把特朗普以前的幾個關稅和技術制裁、知識產權的衝突撤掉。拜登不願意在這個時候讓習近平有過高期望，再給他帶來失望。拜登也沒有意願想改變這些。第三，中美關係涉及到的利益、衝突、危險這麼大，拜登是建制派人物，他會通過制度體系內包括決策機構、思想庫等多方面的考量，他會走出他的下一步棋。”
美國維克森林大學政治及國際研究學系教授李偉欽認為，拜登對習近平的個人評價，比如“非常聰明”、“非常強硬”、“骨子裡缺乏民主”，這樣的說法是有備而來的。
李偉欽說：“君無戲言，出口也許是代表整個國家。如果講到說非常聰明，當然有些恭維的意思，但也有點意涵，就是說請你要做出明智的決定。因為我們都是兩個強國。至於講'非常強硬'，當然也是有國內消費的意味。意思就是說美國因為在特朗普的時候把整個局勢搞得非常強硬，在新朝上來的時候當然也要迎合前朝的一些做法。因為不可能馬上把它改變，而且美國至少在現階段國內這種分裂的局勢，特朗普事實上還有他的支持者在內。所以有應付國內的味道。同時也送出一個信息就是，你非常強硬，但是我有可能更強硬。雖然下一句我講說有民主價值觀的選擇，可是兩方面的價值觀當然選擇不一樣。意思就是以價值觀為選擇的外交政策同時要配上非常強硬的話，當然有現實主義的味道。也就是說你強我也強，就看我們怎麼玩這個遊戲，這個遊戲的規則到底要怎麼弄出來。就有一點互相的味道。”
夏明指出，拜登總統在專訪中傳遞出美國政府已經對習近平的政治性格非常清楚，接下來美國政府的對中外交政策會是一個長期戰略，著眼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範圍內的專制勢力陣營，這讓人想起持續幾十年的冷戰。
夏明說：“美國政府跟特朗普有一些區別就在於美國政府也意識到習近平個人的重要性。但是習近平個人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確實很難變，他沒有民主的基因。但是習近平也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為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存，為了他權力的利益，他也會受到周邊同事、黨內，還有整個中國政治經濟大格局的變化。所以可以看到拜登總統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著眼於長期的打算，對中國的政策不是說一屆政府兩屆政府的問題。他著眼於如果習近平想得多遠，我們也應該想得多遠。習近平現在想到2049，現在美國基本的一個戰略考量就是超越兩黨。超越每一屆政府的短期變化，而形成美國的一個長期戰略。這個長期戰略就不僅是要著重於習近平，同時要著重於整個美國製度和美國盟國跟中國代表的一個專制勢力要挑戰國際秩序、要挑戰美國的根本價值觀，要跟美國進行一個意識形態較量。所以這是一個長期之戰。這個長期之戰放在時間上長期考量，也就像冷戰。我們可以看到鐵幕演說以後，喬治·凱南的長電文發表以後，直到90年代蘇美的爭霸才有一個結局。今天也同樣的，現在美國拜登總統有這些包括長電文，可恐怕他想的是20年、30年以後看這兩種制度最後有一個縮影。”
維克森林大學政治及國際研究學系教授李偉欽認為，北京在拜習通話這一議題上，表現得氣定神閒，等待“應約”，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但是如果想讓繫鈴人美國把鈴鐺解下，也需要中國的態度有所主動緩和。
李偉欽說：“這是中國的看法，可是從美國的角度，如果說'解鈴還須繫鈴人'鈴鐺掛在那里當然是美國有意或者無意掛在那裡的，比如人權問題、新疆問題、香港、台灣問題，諸多議題，至少在這方面要有點友善的表示或者說改善。比如說在台灣問題、香港問題方面，需要緩一下、退回去。美國知道如果中國有意願，至少做到有程度的諒解與合作，這樣'解鈴還須繫鈴人'，繫鈴人才可以把鈴給拿下來。或者說至少不會把鈴聲搖得那麼大。整個議題回到拜登講的價值觀的外交政策上，這一方面上，北京多多少少必須要有所回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