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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友制中 拜登的戰略能否成功?


拜登總統2月4日在國務院發表演說闡述其外交政策(美聯社)
拜登總統2月4日在國務院發表演說闡述其外交政策(美聯社)
聯友制中拜登的戰略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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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正計劃與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領導人舉行四國峰會,在中國對印太地區影響力日益上升之際加強美國與其亞洲盟國之間的關係。這次峰會可能成為檢視美國聯合盟友戰略的首個指標。

週一(2月8日),拜登總統上任後首次跟印度總理穆迪通了電話。白宮發布聲明說,兩位領導人同意繼續就促進自由、開放的印太,並通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促進更強大的地區架構進行合作。

之前,拜登總統已經跟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通話。菅義偉對拜登四國應密切合作的提議表示贊同。莫里森說,他跟拜登總統的談話內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週一,日本媒體援引政府消息來源報導,四方峰會的議程將包括保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報導說,峰會將以視訊會議形式進行。目前四國正在為此作準備。

由於印度對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持相對謹慎態度,因此有報導稱,這一擬議中的峰會能否很快舉行主要看印度的態度。印度是四國安全對話機制中唯一與中國有很長邊境線但不在美國領導的安全聯盟內運作的國家。

四國安全對話機制於2019年在紐約首次舉行外長會議,並於去年10月在東京舉行了第二次外長會議。

四方峰會“小北約” 能否制約中國?

《南華早報》的報導稱擬議中的四方峰會為“邁向'小北約'(mini NATO)的第一步”。北約是美國領導的歐洲與北美國家為實現聯合防衛合作而建立的國際軍事組織。

但奧巴馬總統的前特別助理、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系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說,作為一個集體安全機制,他不認為四方安全對話會發展成“小北約”。

“我猜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將花費大量時間間接地而非直接地討論中國的經濟脅迫問題,“ 麥艾文說。“鑑於澳大利亞僅僅因為提出對新冠病毒來源進行國際調查,就要面對(中國)無休止的攻擊。”

麥艾文認為,該機制最有效的方面應該是在中國模式之外呈現亞洲利益和價值觀的共識,“面對這些(中國)威脅所有國家都做好集體行動的準備,並開始建立這樣的觀念,即亞洲存在著中國需要留意的競爭利益和價值觀。” 麥艾文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

雖然麥艾文表示,他對四方機制的期望並不高,但他認為,“其上升潛力非常巨大。”

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及太平洋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的董雲裳(Susan Thornton)說,奧巴馬政府曾花費很大精力試圖讓歐洲更加關注亞洲事務,而現在拜登政府需要努力的對像是印度。

“現在我們確實需要讓印度抬起頭來,仔細看看在亞洲和亞太地區發生的事情確實對她很重要,印度需要做出更多貢獻。印度有點猶豫,但我認為這正是四方機制的任務,並可能會在本屆政府領導下繼續下去,” 董雲裳說。

印度就此次拜登與穆迪通話發表的聲明中沒有提及四國安全對話機制,僅表示穆迪和拜登表達了保證要與想法相似國家進行合作以確保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和自由、開放、包容的印太地區。新德里與北京間的緊張關係因拉達克的“實際控制線”已經持續了8個多月。

拜登總統、布林肯國務卿及其團隊已經明確地反復指出,本屆政府面對中國挑戰採取的戰略是聯合美國的盟國共同應對。專家認為,美國與亞洲地區的盟友聯手應對中國挑戰,其難度與有利條件並存。

董雲裳認為,特朗普政府過去4年的對華政策讓一些美國盟友擔心,最終會把他們拉到與中國對抗的立場;而中國積累了一系列針對美國的陰謀和冤屈說辭,指美國刻意遏制中國發展,試圖推翻其製度和政權。因此她認為,要使盟友加入美國的行列可能是一件需要時間和有相當難度的事情。

麥艾文也認為,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同於美蘇冷戰,涉及經濟、軍事、外交的全方位挑戰,其困難之處還在於這一挑戰被兩國的國內政治所驅動,因此“並沒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但麥艾文認為,中國對印度、南中國海某些申索國,最明顯的是最近幾個月跟澳大利亞、幾年前跟韓國採取的那種脅迫做法,已經引起周邊國家的恐懼,從而使美國有說服他們的餘地。

應對中國挑戰三大策略

“對拜登政府來說真正的挑戰是如何執行的問題,” 麥艾文說。他認為,從正確認識過渡到切實執行,其中的關鍵是,“拜登政府需要重點關註三項策略:順序優先、勢頭把握和風險管理。”

麥艾文認為,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對順序掌握得非常好。“儘管他們知道與中國對話很重要,國務卿布林肯已經與楊潔篪通過話,但他們並不急於重新建立好處不明的戰略對話的宏大架構。”

麥艾文說,所謂掌握勢頭,就是“我們需要及早取得幾場胜利,以證明我們可以跟盟友合作,”他表示,“如果美國政府能在解決緬甸(政變)問題上表現出與亞洲盟友和合作夥伴一定程度的共識,我認為那會是一個擴大聯盟意願的早期指標。”

麥艾文表示,風險管理的關鍵是區分“美國對華政策”和“美中關係”兩者的不同。“中國政策的核心基本上就是權衡取捨。每項艱難的對華決策都涉及權衡取捨,要對我們願意和不願意支付哪些成本建立共識。”

麥艾文對拜登總統新授權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辦公室印象深刻,“這是我當時所在辦公室規模的3倍。他們專注於內部辯論,以確定與中國政策相關的成本與風險。 ”

美國應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認為,拜登政府在建立盟友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戰之一是貿易問題。

“美國應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或加入《全面和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裴敏欣說。“中國已經簽署了東南亞10國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簽署了與歐洲的投資協議,你確實不能兩手空空地與中國在貿易戰線對抗,因為中國的策略確實在跟美國除外的世界其他國家加深經濟接觸,這確實需要美國在自由貿易做政治投資。這需要兩黨合作,但目前我還沒有看到它出現。”他補充。

裴敏欣認為,對中國挑戰的性質必須有明確定位,“我不認為目前中國會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將來可能會。”

對於中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裴敏欣指其動力主要有三:

第一,認為美國在衰落。“這是推動中國外交政策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調。“

第二,認為有機會。“中國領導人認為,在某些領域他們可以採取行動而不會遭到嚴重反彈或嚴重後果,”裴敏欣說,南中國海填海造島及軍事化和“一帶一路”都是基於這樣的判斷進行的。

第三,實際是習近平本人。“他喜歡冒險。他個人做的一系列決定,我認為他的前任是做不出的。”

有鑑於此,裴敏欣認為,拜登政府應對中國挑戰,百分之八十的任務在於整頓好美國的內部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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