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習近平5月15日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應也不會發生衝突對抗，算是不點名地回應美國官員有關美中競爭是不同文明及不同意識形態爭鬥的說法。美中競爭的根源到底是什麼？是文明？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體系？還是地緣政治？抑或兼而有之？
美中衝突的根源是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的對立
在習近平講話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4月底在一個研討會上說，中國與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識形態衝突。斯金納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僅局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 斯金納還說，“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非高加索人種的競爭對手。”
范亞倫（ Aaron Friedberg）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曾擔任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在斯金納講話不久後，5月初在國會眾議院一個有關美國對華戰略的聽證會上特別強調，美中之間的摩擦和競爭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而是共產黨的本質以及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造成的。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解釋說，美中確實屬於不同的文明，但是，並非是文明的不同造成了兩國關係的競爭，更深層的原因是兩國不同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
他說： “更深層的（原因）不是文明，而是意識形態和這個政權的性質。 文明是持久的，是不能改變的，或者要經歷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改變。政治和經濟的組織方式在很短時間內卻可以改變。中國和美國的摩擦的根源更多的是，可以說特別是，與共產黨政權的性質以及對民眾追求普世價值的害怕有關，而不是根深蒂固的中國屬性的東西。”
他說，美中競爭與美國和前蘇聯在冷戰中的競爭一樣，是有關意識形態和政治體係以及傳統的實力政治的。
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和中華文明的價值觀不同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銳生（Steve Tsang）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這是西方民主體系和共產黨專制體系之間的衝突。他還特別強調，一定不能把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等同於中華文明的價值觀。
他說：“我們真正在談的是一個民主的體係以及所有與之相關聯的價值觀和列寧主義的政治體系，致力於建立一個讓威權主義感到安全的體系的對立。”
曾銳生解釋說，如果真的要談中華文明，至少要追溯到2000多年前孔子的教義。他說，孔子並沒有教中國人反對人權、個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等所有這些被認為是西方民主國家承繼的價值觀。相反，孔子的教導可以歸結為一句話“春秋大義”，也就是在歷史的評判下，做正確的事。因此，曾銳生說，孔子可以說對人權、個人價值和人格尊嚴的討論是中立的，從這點上看，至少與西方價值觀是兼容的。
曾銳生說，將美中競爭定義為文明衝突的一個危險就是這將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和美國人作為一個民族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對立起來了。而這實際上，這只是兩種不同政治體系和價值觀的衝突。
曾銳生強調說，一定不要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和中華文明的價值觀弄混淆。他說，中國人參與起草“二戰”後《世界人權宣言》就很好地說明人權、個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並非被中華文明所排斥。
“二戰”後，中國代表張彭春（PCChang）作為特別起草委員會的副主席，參與起草了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的序言說，“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佈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
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他在給美國之音記者的電子郵件中說：“美中競爭的根源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美中之間力量的改變令人擔心中國可能會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國。中國對高科技威權的接納令人有理由擔心，一個崛起的中國最終會引發威權主義的興起，不僅在中國也可能在全球。”
習近平談文明之間不應和不會發生衝突是“一石二鳥”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5月15日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說，真正的文明之間不應也不會發生衝突對抗。不同文明的交流應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自認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並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認知和做法是愚蠢和災難性的。范亞倫認為，習近平這樣的說法達到了一石二鳥的作用，同時對中國國內和國際觀眾發出了不同的訊息。
范亞倫說：“他這是在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聽起來不是很熟悉狀況的一種說法作出回應……，習近平在說，不、不，我們不贊成這樣的想法。只是美國的極端人士才會這麼想。不必要這樣。他這是希望吸引國際觀眾。面對內部，這個信息或是宣傳強調了文明之間的深刻不同，正好說明西方文明，所謂的'普世價值'只是屬於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來說並不合適。”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中心院長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認為，習近平強調文明沒有高低之分，是想避開有關哪種文明更優越的爭鬥。
他說：“我想，中國人是想強調，這不是他們的野心，他們不追求文明的優越，也不接受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說法。他們不是在為霸權在爭奪。現在只是市場准入、貿易這些問題，而不是戲劇性的種族爭鬥。”
布朗說，中國人知道，如果兩國陷入種族爭鬥的話，衝突會很快蔓延到其他領域，併升級，也會為美國人所說的“中國不僅僅是我們經濟上的競爭者”找到了理由……這會更危險。
文明的衝突是已故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提出的一個著名的理論，即在冷戰結束後，隨著蘇聯共產主義的垮台，意識形態將不再是全球衝突的驅動力。文化、宗教以及自身認同將是主要的衝突來源，今後的戰爭將不在國與國之間爆發，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爆發。在可能發生的衝突中，就包括歐洲以及北美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國以及中國的許多亞洲鄰國組成的中華文明。
台灣和日本證明亞洲或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並不衝突
作為亨廷頓學生的范亞倫說，亨廷頓有關“文明的衝突”預言並不一定正確。他說，美國和日本的合作關係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他說: “就像美國和日本現在的合作關係。二戰後，也有人說，日本屬於不同的文明，永遠不可能與西方合作。我們不應該讓日本重建等等。這很顯然是不正確的。隨著日本的發展，民主制度的確立，日本成了西方社會和國際體系中的一員。”
他補充說，如果中國慢慢發展成民主國家，美中之間就不會有今天的強烈的敵意。
他說，西方文明和民主體制被東亞文明接受，甚至中華文明中發展的很好的另外一個例子是台灣。他解釋說，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中華文明，但是卻成功地建立了民主體制。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曾銳生也認為台灣民主化很好地證明亨廷頓的預言錯了。
他說：“如果亨廷頓是對的，台灣永遠不會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台灣的民主與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一樣，甚至可以說，比歐盟的一些國家更為民主。”
美中不同的政治體制將加大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還認為，美中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的不同將使得美中之間傳統大國之間的競爭更加複雜化，從而加大了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
他解釋說：“兩國間的相互不信任。中國領導層長期以來一直相信美國試圖削弱和破壞或是推翻它的體制。這是很深的不信任。而在美國和西方，有一種傾向是不信任任何一個壓制性政府，一個不推行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政府。這些根深蒂固不同造成了不信任，使得在處理物質利益的時候更難。這加大了'實力政治'的爭鬥。”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必有一戰。這個概念是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2017年在自己的著作《注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中提出的。
美中文明中的“例外主義”也會增加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風險
艾利森也認為兩國對國家、政府、經濟、個人的角色、國家間的關係的不同看法，會讓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加大。不同的是，他把上述的不同都歸結為兩國不同的文明造成的。
他在2017年的一篇《美國和中國，如何管理文明的衝突》的文章中說，美國人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必要存在的邪惡，傾向暴虐和濫權，需要對此加以限制，而中國人則把政府看作必要存在的好事。是保障秩序和防止混亂的根本支柱。
他又說，中國文化不歡迎美國式的個人主義。美國人衡量社會好壞的標準是它如何保護了個人的權利以及如何促進個人的自由，而中國人則把秩序看作是最高的價值。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是所有人遵從孔子的教義，接受等級的存在，知道自己的位置。
在對待秩序和自由方面，艾利森說，中國人認為秩序來自等級制度，而美國人認為個人自由將打破等級制度，中國人認為這樣的自由會引發混亂。
艾利森在文中特別提到美中文明中的例外主義。他說：兩國間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兩國都有自己的文明更優越的情節，都認為自己是“例外主義”，無人能超越。
艾利森在文中援引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話說，美國人的這種優越感讓美國人難以接受中國的崛起。李光耀說：“被一個長期被鄙視、被輕視、被視為頹廢、羸弱、腐敗以及無能的一個亞洲民族，不是在全球，僅在西太平洋被取代，對美國人來說，情感上是很難接受的。”
艾利森說，與此同時，中國人也深深為自己的文明成就感到驕傲，特別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幾次在自己的講話中和自己的書《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談到中國文明的獨特和優越。
用“文明的衝突”定義美中競爭不利於美國贏得競爭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布蘭茲告訴美國之音，用“文明的衝突”來定義美中競爭是錯誤的。他在不久前在彭博通訊社發表專欄文章說，“'文明的衝突'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不應該有任何位置”，因為這並不利於美國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他說，這樣的做法首先讓美國失去了道德高地。他說，美國一直以來強調民主價值觀和人權並不是西方特有的思想，而是普世的價值，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都不能從其民眾那裡剝奪的。他說，雖然在實行過程中，美國也曾選擇性的應用，但是，這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力量所在，使得美國成為全世界被專制政權壓制的民眾嚮往的地方。他說，人權和民主價值觀是普世價值說法也是美國針對威權政府的有利的意識形態的武器，在美蘇冷戰時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而強調兩國文明的不同正中中國政府下懷。布蘭茲說，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強調文明的不同，並把它當成威權政府的一種保護手段。北京長期以來以西方的民主和個人權益與中國獨特的文明無法兼容為理由，拒絕開放政治體系，並粗暴地把異議人士投入監獄。
布蘭茲認為，強調文明的不同在地緣政治上也很危險。北京長期以來的一個觀點是，世界應該按文明來劃分。亞洲人應該比美國人擁有更多共同的東西，而亞洲應該有亞洲人來管理。這就意味著美國應該允許中國主導亞太地區。他說，“文明的衝突”從知識層面實為中國將美國趕出亞洲所作的所有努力提供了基礎，比如，破壞亞洲盟友、建立自己的軍隊，在鄰國間編織一個經濟上依賴中國的網絡等等。
布蘭茲告訴美國之音，美國需要與廣泛的國家一起合作，不管在東方還是西方，也不管什麼文化，共同應對中國帶來的威脅。
裴敏欣是美國著名華裔中國問題專家，是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他最近也撰文說，特朗普政府高級官員用文明的衝突來表述美中關係是愚蠢的， 也是危險的。面對一黨專政的中國的崛起，需要建立統一戰線來捍衛自由的體系，而不是強調高加索或是非高加索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