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最新報告指出，2020年美國仇恨犯罪數量上升至12年來最高水平。專家表示數據只展示了仇恨亞裔現象的冰山一角；不過也有觀察人士指出，對亞裔的犯罪事件不能僅僅歸因於種族主義。
報告顯示，2019 年至2020 年期間，針對美國黑人的攻擊從1930 次增加到2755 次，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攻擊從158 次增加到274 次，針對美國白人的攻擊從643 次增加到773 次。
根據FBI報告，在6431 名已知罪犯中，55% 是白人，20% 是非裔美國人，1.1%是亞裔。
全國亞太裔美國人律師協會(NAPABA) 的執行董事普利亞·普蘭達爾(Priya Purandare)認為，FBI的報告只反映了針對亞裔仇恨事件的冰山一角。普蘭達爾所在的NAPABA代表60,000 多名亞太裔美國人法律專業人士和近90 個聯邦、州和地方亞太裔律師協會，幫助解決亞裔美國人、夏威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社區面臨的民權問題。
普蘭達爾說：“仇恨犯罪的實際數量可能要多得多。因為NAPABA 在過去幾年已經收到了數百起反亞裔仇恨犯罪、偏見事件以及出於種族動機攻擊的投訴。 '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 組織記錄了近9000 起投訴，遠高於FBI報告統計的274起。”
普蘭達爾解釋，這一數據差異主要由於仇恨犯罪與仇恨事件間的概念差異。FBI統計數據來自於國家和州的執法機構的自願上報，執法人員有時很難正確識別犯罪是否出於偏見，而偏見正是定義仇恨犯罪的必要因素。
“大多數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事件都不是暴力的，它們是歧視性的、痛苦的，它們影響人們的工作、學習、生活。即使它們沒有造成身體傷害，創傷和情感傷害也一樣深。”普蘭達爾說。
皮尤研究中心4月的一項 調查顯示，自疫情以來，近一半的受訪亞裔美國人經歷了某種與其種族有關的偏見事件，近八成表示針對他們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三成多表示害怕暴力襲擊。
'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 組織聯合創始人，舊金山州立大學亞裔研究教授張華耀（Russell Jeung）指出，“仇恨犯罪只占我們作為一個社區所經歷的仇恨事件的一小部分，我們需要一種全面的方法來解決各個層面和出現在學校、企業、街頭等各個地點的種族主義問題。”
仇恨亞裔都怪特朗普？
張華耀創立的'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 組織既記錄了仇恨暴力犯罪，也記錄了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事件，數據表明這兩類行為近兩年都在持續增長。
OCA OCA是成立於1973 年的非營利組織，其使命是促進亞太裔美國人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權益。
疫情以來，針對亞裔的襲擊事件報導不斷。從舊金山無辜被打的華裔老太太到亞特蘭大按摩院的槍擊案。
邁克·阮認為對亞裔襲擊案件的上升趨勢主要由兩個因素推動，一是疫情期間人們對不確定性的恐懼以種族仇恨的方式外化表現出來，另一個則是上屆政府的言論和政策，比如特朗普總統將病毒稱為“功夫流感”，助長了歧視和仇外心理。
學術界專家認為應從歷史上的種族主義看待當下的問題。斯坦福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安東尼奧(Anthony Lising Antonio)表示，“美國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呈爆炸性增長，這不僅對被針對的社區，對整個國家而言都令人極為不安。”
他說，“種族主義常用的有效策略是將整個社區作為替罪羊來鞏固自身權力，尤其是文化和政治權力。亞裔美國人在政治、文化和經濟上被剝奪權利，使他們容易被冠以負面、異類和無同情心的特徵，這些特徵很容易讓人相信、厭惡，並在方便時成為替罪羊。”
安東尼奧認為，遭受種族主義壓迫的不僅僅是亞裔美國人。每當特權受威脅時，種族主義就會抬頭。。。它可能會起起伏伏，可能會調整針對其他非白人的目標，但潛在的種族主義繼續存在。。。如今的對亞裔仇恨只是歷史重演。”
歷史上最典型的排華案例出現在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將所有華人勞工拒於美國之外長達十年；兩年後的修正案繼續限縮了華人出入美國的自由，同時闡明，該法適用於任何國籍的華人。
不過一些專家提出不同聲音。華盛頓政策分析人士馬穎(Ying Ma)曾 她提出，從數據和經驗看，很多的襲擊亞裔事件都是黑人所為，而且主要發生在民主黨人眾多的大城市。
而司法部彙編的全國仇恨犯罪統計數據，在疫情前的2018年，黑人對亞洲人犯下的仇恨犯罪比其他任何種族都多。文章援引的數據表明，這些犯罪很可能不是出於仇恨，而跟受害者的某些種族定性有關：體型較小、英語能力差、攜帶現金的可能性大以及不願向警方報告犯罪行為。
這挑戰了部分人士認為是特朗普挑起了“白人至上主義”和對亞裔仇恨的觀點，以及亞裔仇恨在多大程度上是純粹的種族主義問題。
打擊仇恨犯罪成為聯邦工作核心之一
激增的仇恨犯罪已經引起聯邦政府的高度重視。今年六月在一場關於民權和仇恨犯罪的會議上，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杰弗裡·薩萊特(Jeffrey Sallet)說，聯邦調查局的刑事調查司已將侵犯民權行為提升為最高級別的國家威脅優先事項，並據此來分配資金和資源。
薩萊特說，“民權調查是我們在FBI 所做工作的核心，原因很簡單，即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核心。”
張華耀告訴美國之音，“停止仇恨亞太裔（Stop AAPI Hate）”近日成功讓加州政府通過了AAPI 公平預算法案，該法案為社區團體提供了1.57億美元來製止種族主義和保護受害者。
張華耀說：“我們希望看到這種模式在全國複製，我們將繼續推動政策制定，以消除種族主義的根源。但這不是預防性的，所以我們鼓勵將民族研究課程納入教學，這樣學生就不會成為種族主義者。我們正在促進公民權利的擴展，以便人們了解自己的權利；我們正在推動社區安全以製止暴力，我們將繼續我們的政策宣傳，以推動該問題的全面長期的解決。”
今年5月，在國會兩院的壓倒性支持下，拜登總統簽署了《COVID-19 仇恨犯罪法》
以解決疫情期間的仇恨犯罪問題，特別強調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
在白宮的活動中，拜登感謝議員們齊心協力通過該法案。他稱種族主義為“長期困擾我們國家的醜陋毒藥”，而反對種族主義得以讓美國人團結在一起。
亞太裔美國人倡導組織國家政策與宣傳部副經理邁克·阮認為，簽署法案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該法案加強了執法培訓，讓執法部門更好地應對此類事件。他說，“法案也保證了更多資源可用於舉報。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絕對需要確保地方、州和聯邦層面準確地捕捉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確保報告順利進行。”
“批判種族主義應有度”
而如何對抗種族主義的意見也並非鐵板一塊兒。非營利組織Color Us Blind 主席肯尼·徐(Kenny Xu)在今年7月出版的新書《棘手的少數族裔》(Inconvenient minority)批評了自由主義常說的'批判種族理論' -即，認為“美國的法律，社會，結構天生反對有色人種，…而貶低了美國的美德– 即，天賦和努力的結合可以帶來真正的、應得的成功。”
徐的書中列舉了許多批判種族主義理論在現實中的政策例子，如常春藤名校的錄取要有種族配比，以限製過多的亞裔學生。徐認為，如果通過政策讓更多非裔或拉丁裔進入頂尖大學而限制亞裔學生，對這種努力和美德的詆毀實際上否定美國的基本原則。
其他的批判種族主義理論的現實例子還包括今年5月，加州眾議院通過的AB101 提案。該法案強制要求“民族研究”作為所有加州公立學校的高中畢業必修課程。肯尼·徐撰文炮轟該法案，稱這是“披著種族教育外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
“民族研究”是一系列歷史課程，倡導黑人、亞裔和拉丁裔者在美國歷史上被“邊緣化”。徐寫道，民族研究的推動者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團體，“他們的目標明確而極端：'革命民族主義要求徹底改變目前構成壓迫基礎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他們…呼籲徹底廢除邊界，呼籲基於種族的社會主義集體政府”。
亞裔社群團結
儘管專家對亞裔仇恨的成因和對策意見不一，但反亞裔仇恨的努力已經出現曙光。最近兩年亞裔美國人開始團結抵抗仇恨事件，積極爭取和維護社群的權益。
普蘭達爾說，歷史上的仇恨事件促使亞裔美國人社區，尤其是法律社區聚集在一起，這就是NAPABA 成立的初衷。
普蘭達爾說，最近的種族仇恨激增的背景促成了我們不僅在法律界與我們的合作夥伴合作，也與其他少數群體組織，如西班牙裔國家律師協會、LGBTQ 協會等在疫情初期就站在一起，互相支持。商界也開始與像NAPABA 這樣的團體聯合起來反對仇恨。
同樣地，亞太裔美國人倡導組織OCA也致力於將全國范圍內的亞裔社區進行聯合。阮向美國之音介紹，因為仇恨犯罪的社區屬性， OCA在全國各地設有分會，在全國范圍內參與，以在社區層面支持受害者，解決問題，而不僅僅是通過司法程序。
阮說，“我們作為國家級的OCA，組織了公共教育研討會，培訓我們的分會成員在社區層面應對仇恨犯罪問題。”
“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進行大量跨種族對話，以了解這是一場共同的舊鬥爭。”
美中關係不應影響在美華人的權利
張華耀認為當下激增的種族仇恨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美中關係。“中國受到批評，然後華裔美國人受到詆毀。我們希望總統和我們的聯邦政策在如何批評中國和對中國警告時要非常謹慎措辭，以免讓批評中國成為攻擊在美亞裔的理由。”
張華耀還提議司法部重新審查2018年啟動的“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該計劃要求對在美中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的工作進行更嚴格的審查。“這可能導致種族定性和歧視。”
今年六月，通過“中國行動計劃”審理的第一案未能說服所有12 名陪審員而以審理無效告終。該案中，田納西大學前教授胡安明被指控在申請美國宇航局經費時隱瞞了與北京工業大學的關係。
邁克·阮認為這個案例提醒我們應仔細審視這一計劃，因為它的存在加劇了“亞洲人永遠是外國人”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