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官方對西藏的政策所有所鬆動。一天，慈誠多吉的家裡來了一位客人。那是他早年逃到尼泊爾的叔叔。
叔叔對小多吉說，在印度有個叫達蘭薩拉的地方，那裡有很多流亡在外的藏人。在達蘭薩拉，有個叫西藏兒童村的地方，從西藏來的孩子在那裡一起上學，一起生活，每個宿舍都有雙層床，還有一位“媽媽”照料他們的生活。
小多吉的心中生出無限嚮往，世界上怎麼還有這麼好的地方？要知道，在他的村子裡，孩子們不能隨隨便便在一起玩，因為按照大人們的說法，他們的“階級”不一樣。
慈誠多吉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巔峰時期的西藏。那是一個偏遠的半游牧村落，在這個13口之家裡，他是排行中間的那個孩子。
大人們說，共產黨給每個家庭都劃分了階級，他們這個相對富裕的家庭成了靶子。爺爺被抓走了，在監獄裡遭受酷刑，後來聽說他被關在日喀則，再後來又被帶到拉薩。沒人知道他真正的下落。
小多吉記得，那時候家裡生活很艱難，有時一天三頓飯都吃不飽。為了多搞來一點糌粑，父親時常要走很遠的路到鄰村去。
他幫父母放羊，幹農活。他也去上學，但是當地沒有正規的學校。他們只能露天而坐，反反复复讀共產黨的報紙和宣傳書籍。老師們沒有受過專業培訓，那些支持共產黨的人才能被選中當老師。
慈誠多吉對美國之音說：“我的叔叔知道，像我這樣的孩子在西藏沒有未來。中國的政策是摧毀西藏的民族特性、文化，摧毀藏人的根——藏語和佛教。他們盡一切努力，想要把我們變成漢人，”
“父親鼓勵我去印度。和每個好奇的孩子一樣，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說。
慈誠多吉告別了家人，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卡車，目的地：尼泊爾。那是1981年的一天。那一年他12歲。
沿途中，陌生的山野，未卜的前途，讓這個從沒離開過家的男孩忐忑不安起來。
“很害怕，我覺得離開西藏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他說。
那時候，尼泊爾對待流亡藏人的做法還沒有今天這樣嚴苛，在慈誠多吉的印像中，這次逃亡之旅並沒有遭遇太多阻力。
兩天后的一個夜晚，卡車進入加德滿都。城市的燈光、川流不息的人群讓小多吉忘卻了恐懼。他興奮地望著眼前的寺廟，閃爍的酥油燈。他還看到了一些穿藏袍的人。
他想起以前在西藏時，任何宗教活動都是違法的。有一次家裡的長輩去世，他們找不到僧人來主持儀式，人們只能偷偷地禱告，還要把酥油燈藏在盒子裡。要是被發現，一家人都要遭殃。
在加德滿都呆了一段日子後，他和另外兩個逃出西藏的孩子被送往印度達蘭薩拉，來到這座半山上的校舍。慈誠多吉想，這就是叔叔口中的西藏兒童村，那個曾讓他無限幻想的地方。
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簡稱TCV，迄今已有近60年曆史。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數万藏人追隨他的腳步流亡至此。當時，印度總理尼赫魯承諾讓這些西藏孩童進入印度學校，但是達賴喇嘛認為，為了保存西藏的語言、文化和價值觀，他們應該在藏人的學校就讀。
流亡第二年，藏人們建立了第一所自己的學校。現在兒童村遍布印度流亡社區，用藏文和英語提供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這裡不僅是孩子們的學校，也是他們的家。他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寄宿家庭，由專職的養母照顧日常生活。
慈誠多吉說，他是80年代第一批從西藏來到兒童村的孩子。初來乍到的他們受到所有人的關照。最讓他難忘的是受到達賴喇嘛的特別接見。
“在西藏時，我們聽過很多有關尊者達賴喇嘛的事，”他說，“我們不准公開談論尊者達賴喇嘛，只能在家人和信任的朋友間偷偷地說。我記得有一次，一架飛機飛過我們的村子，村里人都開始禱告， 有的人還哭了。每個人都跪拜、鞠躬，大家以為是尊者達賴喇嘛飛來西藏看我們了。”
在此之前，小多吉不知道達賴喇嘛長什麼樣子，連照片也沒見過。在他的想像中，達賴喇嘛應該像神明一樣。坐下來聊天的時候，他發現原來達賴喇嘛長得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啊。
“但我還是很緊張，跪拜的時候應該摘下帽子，但我們戴著帽子就行了禮，” 他說。
慈誠多吉在兒童村念了十年書。他記得，這十年中，北京不斷施壓要一些藏人學生返回西藏。
“我的同學中有一些人被迫回到西藏。他們的父母在一些公職單位工作，如果他們不回去，父母就會失去工作。這種壓力持續了很長時間，” 他告訴美國之音。
從兒童村畢業後，慈誠多吉考取了印度一所大學，獲得經濟學學位。1994年，他偷偷跑回西藏，見到了多年未見的家人。除了離開時尚未出生的小妹妹外，全家人都哭成了淚人。
父母希望他能回兒童村做一名老師，為更多的西藏兒童服務，也為實現達賴喇嘛的心願。慈誠多吉這樣做了。今天他是這所有著1400名學童的兒童村村長。
“如果我還在西藏，我不可能為他人服務。為他人服務對每個人的人生都很重要。”他說，“我能做些貢獻，讓其他人，特別是這裡的孩子們生活得更好。這裡有很多孤兒、貧困家庭的孩子、像我一樣從西藏來的孩子，兒童村就是他們的一切。”
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底，都有一個溫暖的角落屬於兒童村。兒童村讓他們明白身為藏人的意義。日後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兒童村結下的友誼也都始終伴隨著他們。
在西藏兒童村，我們遇到19歲的巴登扎西，2010年從甘孜逃到印度的他對記者說，直到來到這裡，他才了解西藏的歷史，懂得藏人為何流亡。他最喜歡的科目是藏文和政治科學。他希望今後能成為一名活動分子，為西藏境內受壓迫的同胞發聲。
2008年青藏高原爆發大規模反政府騷亂以來，中國政府加強了邊境管控，像巴登扎西這樣能來印度唸書的孩子人數大幅減少。據媒體報導，去年在兒童村的開學典禮上，沒有一名新生來自西藏境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