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林培瑞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在毛時代，西方記者有關中國的報導,一般都不能發自中國。他們身在海外，尤其在香港。工作方法主要是讀北京發出來的官方報導的英文翻譯，再加點自己的分析，很難深入，只能反映中共自己願意說的政治表層。唯一的例外是一位匈牙利老傳教士，拉達尼神父(Father Laszlo Ladany)。他中文好，頭腦靈，能“倒著讀”官方媒體，歸納出一些較深入的消息。比如看到這麼一條消息：“英勇的解放軍戰士在合肥附近搶救13名煤礦工人”，拉達尼就知道在合肥附近大概發生過可怕的大規模礦山災難。拉達尼從1953年到1982年出版定期刊物“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西方學者的情況與記者差不多，只能遠距離看中國。我1966年春天在哈佛大學跟傅高義（Ezra Vogel）念了一門“當代中國社會”的課程。傅教授此前在香港訪問過從中國大陸跑過來的難民，講課的內容主要是從訪問錄抽出來的。這方法雖然不理想，可是比任何別的辦法好。商人進不去中國，極少數的遊客能進去，但只能看到被清理好的表面。歐洲外交官在北京有那麼幾個，美國沒有。美國60年代派了三個人到月球，到中國是零。
鄧小平改革開放，西方看中國視野更寬廣
毛死以後，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許多西方媒體派記者到北京。能報導的還是有限，但比以前深入一些，視野也比以前廣闊多了。綜合性的書開始出現。紐約時報記者福克斯·巴特菲爾德（Fox Butterfield），中文名叫包德甫，出了他的“苦海餘生”（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杰伊·馬修斯和琳達·馬修斯（Jay and Linda Mathews）夫妻倆，一位是華盛頓郵報記者，一位是洛杉磯時報記者，合編了他們的“十億：一篇中國編年史”（One Billion: A China Chronicle）。對西方讀者而言，要是說毛時代是吃小攤子，那現在是進了超級市場。
能進中國的學者也比以前多多了，做野外考察，民意測驗，高級訪談都有可能。六四屠殺之後有幾年交往退步，但在90年代後半部和00年代又恢復了，局面也進入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正常”。西方學者和記者掌握了中共的規則，也學會了怎麼對付。
但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較平穩的互相認可被打斷了。外國記者能行動的空間被壓縮了，中國人被警告不要接受外媒採訪。到了2020年，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駐中國的記者被趕走。疫情之後，在中國工作的西方記者和學者比十幾年以前少多了。結果有點像毛時代：搜集材料，做分析，寫稿子，常常只好在海外進行。
習治下，一切回到毛時代？
因此記者和學者都開始問：繞了一個大圈子了嗎？花甲一輪，六十年以後是否回到了毛時代的狀況？
問題問得好，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們沒有回到60年代。不管是今天的外國記者還是今天的中國社會，與六十年代絕然不同。
先說記者吧。60年代的西方記者（把拉達尼放在一邊做例外）不會中文，完全依靠口頭與書面的翻譯，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了解限於皮毛，而且主要是那種“通商口岸”傳下來的“歐亞”文化。現在的記者不同，很多基本上會說過關的普通話，也願意打聽中國底層和偏僻地方的社會經驗。美國記者何偉（Peter Hessler）和張彥（Ian Johnson）是明顯的例子。何偉2001年出版的“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非常樸素和真實地描寫了四川涪陵區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張彥最近的一本書叫“星火：中國民間歷史學家為未來而戰”（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深入記載了艾曉明、江雪、譚合成、唯色和其他幾位民間歷史學家在官方的壓制和阻擾下堅持發現和表明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這兩個記者還有別的著作，深度都比60年代西方記者的書有天地之別。持有這種水平的作者，不管以後能否進中國，不可能回到毛時代的那種洋人記者的天真。毛時代有一部分記者被“共產香格里拉”的理想吸引住了，專門寫海市蜃樓，不寫實際。這些人今天還有他們的繼承者，例如加拿大的貝淡寧（Daniel Bell），但主流學者不買賬，這與60年代很不同。
毛習時代民間意識大不同
再說中國社會六十年來的變化。習近平想做毛澤東根本做不成。他沒有毛的聰明，也沒有他的魅力。但更關鍵的區別是毛統治的社會與今日的社會很不同。在60年代，一個普通老百姓只能認識頂多幾十個人，有看法的話，根本沒辦法知道有多少別人有同樣的看法。“集體”“主流”“國家”都怎麼想，他只能聽“領導”說。但今天，有了網絡，一個人能夠跟無數人有聯繫，知道他們對事情的看法。獨裁者，毛與習，他們的目標沒變：希望控制民間的思想。毛的獨家宣傳很有效，很多老百姓真把它信了。但在習時代，信息的來源多，老百姓的想法五花八門，也包括調侃。獨裁者照舊想統一民間思想，但民間能敷衍，能裝信。
舉個例子來說明毛時代和習時代民間意識的不同。1970年3月5日，北京的小學和中學老師帶了一批一批的年輕學生到北京朝陽區的工人體育場，讓他們目睹槍斃過程。那天後腦勺吃子彈的是27 歲的遇羅克，他的過錯是寫過文章批評共產黨。57年後，2023年6月15日，也是在同樣的工人體育場，阿根廷與澳大利亞的足球隊進行國際比賽。突然有一位中國球迷，十八歲，跑到球場上熱情地擁抱了阿根廷球星梅西（Lionel Messi）。公安人員出來想抓，小伙子奔跑規避，公安跟著，一時追不上。這插曲本身挺好玩兒，但我想指出來的是觀眾的反應。全體歡呼鼓掌，支持小伙子，一會兒又齊聲叫“牛逼！”這種反應在毛時代做夢也見不到。
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對中國的將來樂觀。老百姓能運轉的空間比毛時代多是事實。但習近平所追求的（而毛沒有的）科技極權主義也是可怕的事實。但無論如何，中國社會無法重回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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