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和他率領的德國“製造業天團”星期五結束對中國的短暫訪問。由於朔爾茨是中共二十大後首位到訪的西方重要國家領導人，他的訪問被中國視為是“大外交”的重大勝利，同時也是美國企圖迫使盟友站隊，“圍堵”中國努力失敗的一個跡象。不過，德國分析人士說，因為訪問的時間節點，朔爾茨訪華的確為中國媒體提供了很好的宣傳機會，但是，這並不代表德國對華戰略將出現轉向。在德國，包括朔爾茨本人，減少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已經是共識。
朔爾茨訪華的意義被中國視為大外交的勝利
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中，朔爾茨訪問的意義無比重大，所釋放的信號是“積極的”，傳遞出“他和德國工業界對中國發展的信心，對深化中德、中歐務實合作的信心”。
中國環球網11月4日的這篇題為“朔爾茨訪華，不止具有像徵意義”的文章就非常有代表性。文章說， “這是朔爾茨就任以來首次訪華，他也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後首位訪華的歐洲國家領導人。此訪意味著中德、中歐高層互訪按下‘重啟鍵’，不僅會推動中德關係增信釋疑、深化合作，還有助於繼續發揮中德關係以及中歐關係在動盪國際局勢中的‘穩定錨’作用。”文章說，雙方“共識遠多於分歧，合作遠大於競爭，雙方是夥伴而不是對手。”
根據新華網有關兩人會晤的通稿，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本人也對這朔爾茨的訪華寄予厚望。他說：“你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後首位來訪的歐洲領導人，這也是你就任以來首次訪華。” “中德作為有影響力的大國，在變局、亂局中更應該攜手合作。” 朔爾茨訪問前，就有分析人士說，德國總理訪華將成為習近平和中國外交孤立的救生圈。
隨同朔爾茨一同訪華的的12名德國商業高管也是中國媒體報道的焦點。這些人當中包括大眾汽車、西門子、默克集團、德意志銀行、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以及拜恩泰科（BioNTech）等德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們。在中國媒體上，他們被戲稱為“德國製造業天團”。
環球網的文章繼續說，“十幾位德國商界領袖伴隨，凸顯德中經濟關係的密切程度以及德國企業進一步發展德中經貿關係的願望”。朔爾茨此次訪華受到“中德兩國及歐洲大多普通民眾是歡迎的，因為兩國務實合作給他們帶來實惠；工商界當然更歡迎，這一點毋庸贅言。”
中國《參考消息》更是援引俄羅斯電視台網站的文章說，德國總理朔爾茨進行“這次訪問的決定和訪問的時機選擇絕非巧合。朔爾茨是有意向美國發出一條訊息，即在華盛頓試圖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隊的時候，德國不會對中國關上大門。” 文章還說，“朔爾茨訪華是一個早期跡象，表明柏林不願意在各個方面都以犧牲本國利益為代價充當華盛頓的傀儡”。
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的中歐關係研究員葛瑞（Grzegorz Stec）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朔爾茨這次訪華的時間的確選擇的比較糟糕，的確發出混亂的訊息，也容易被中國媒體利用。
“訪問緊跟在（中共）二十大之後。我們已經看到習近平打破規範，繼續第三任期。他的工作報告中傳遞的信息以及對黨章的修改表明，中國將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比以前更加註重安全，甚至更加意識形態化。這將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發展軌跡。這自然引起了歐洲乃至全世界許多人的擔憂。”
他認為，朔爾茨選擇單獨訪華，沒有選擇和法國總統或是其他歐盟委員會成員同行發出了另一個負面的訊息。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向朔爾茨建議，他們一起前往北京，向北京發出歐盟團結的信號，並反擊他們認為中國試圖以一國對抗另一國的企圖。但消息人士稱，德國總理拒絕了馬克龍的提議。
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研究員蒂姆·呂利希（Tim Rühlig）在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說，德國和法國的摩擦可能是朔爾茨這次訪華令人產生的最糟糕印象之一。
“歐洲能否團結一致是它在當前世界局勢下能否擔任相關重要角色的唯一機會。馬克龍總統提議聯合出訪，這將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不過，我認為中國人可能高估了這種不團結。儘管這次訪問看起來‘一切如常’，但德國需要作出變化，與其他夥伴行動一致，才能符合德國的最大利益。與那些只看重這次孤立訪問的人相比，我對未來的看法要更樂觀。”
朔爾茨：臨行前與歐洲和美國盟友協商
朔爾茨本人對此作出了回應，強調自己出行前與歐洲和美國盟友進行了協商。 11月4日，他在德國駐華使領館網站上發表題為“為同中國進行開放且明確的交流”的文章中說，他臨行前，“與包括馬克龍總統在內的歐洲夥伴以及我們的跨大西洋夥伴進行了緊密協商”。
他說：“歐盟準確描述了中國作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對手’的這三重角色，而對手及競爭的元素近年來無疑是增加了。我們必須通過擁抱競爭、認真對待作為製度性對手的後果並在我們的政策中對之加以考慮來應對這一現狀。”
他還強調說：“當我以德國聯邦總理的身份訪問北京時，我同時還有一重歐洲人的身份，”“德國的對華政策只有根植於歐洲的對華政策中才可能成功。”
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呂利希說，朔爾茨此番訪華並沒有背離他的一貫立場。他說，朔爾茨一直相信直接接觸和外交的必要性。鑑於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俄羅斯的侵略，朔爾茨認為與中國領導人的直接對話可能會對中國的立場產生影響。
2月15日，在俄羅斯發動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前夕，朔爾茨也曾前往俄羅斯與普京會晤，也引發了爭議。
朔爾茨明確傳遞了自己的信息
托爾斯滕·貝納（Thorsten Benner）是德國智庫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及聯合創辦人。他認為，朔爾茨的訪問的確為中國媒體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宣傳的機會，但是，更重要的是朔爾茨在核戰、台灣、新疆人權以及外國企業的市場准入等重要問題上表明了德國以及更廣泛的歐洲的立場。
貝納支持朔爾茨對中國的訪問。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5月，在加拿大前外交官、為智庫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工作的研究員康明凱（Michael Kovrig）在中國被控犯有間諜罪遭到拘禁後，貝納曾寫過一篇文章《我為什麼不再去中國旅行》，受到國際關注。
貝納在給美國之音的語音錄音中說：“我認為朔爾茨做這次訪問是正確的決定，畢竟他自擔任總理以來還沒有與習近平會過面。重要的是，他與中國的這位終身新領導人建立了私人關係，他親自清楚地向他傳達了德國和歐洲的利益，而不是僅僅依靠視頻通話，特別是考慮到德國以及歐洲和中國之間存在如此多緊迫的政治問題需要解決。所以，他這次訪問不是德國需要中國的問題，這是外交任務，與難以交流同行交談，中國絕對是其中之一。”
他說，這與朔爾茨此前與普京交流的情況類似。貝納說，獨裁領導人無法從他們自己的機構中獲得直接的信息，所以從外界獲得直接的信息更重要。
他在推特上說，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用“信心”或是“可靠”來描述德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更談不上德國與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建立了“政治夥伴關係”。
朔爾茨在北京期間，促使習近平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發聲。習近平說：“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
貝納在自己的推特中表示，即便是朔爾茨的訪問只達到這個目的，也是不虛此行，即便他在處理其他問題上出現了失誤。
他告訴美國之音：“就積極成果而言，我認為朔爾茨在北京訪問期間相當有力地呈現了德國和歐洲的利益。他還取得了一項積極的成就，就是讓習近平對呼籲不使用核威脅和核武器的承諾，這是向中國的盟友普京發出的明確信息，不要這樣做，甚至不要考慮那個選項。這可能會讓人覺得這是廉價的談話，但我確實認為這是有意義的，因為習近平在接待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反普京聯盟中的關鍵人物後發表了這一立場。所以這是他從習近平那裡得到的關於核武器使用和對俄羅斯核威脅的有意義的聲明。”
朔爾茨本人星期六在自己所屬的社會民主黨參加會議時也為自己辯解說:“我想，關於我去那裡訪問是否正確的討論--中國政府、（習近平）主席和我一起表示，在這場戰爭中不得使用任何核武器-- 僅憑這一點，這次訪問就值了。”
在中國極度敏感的台灣問題上，朔爾茨也表明了立場。朔爾茨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晤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我們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但是我也同樣清楚表明，台灣現狀的任何改變都必須是和平的或經過雙方同意的。”
在中德關係上，根據朔爾茨在德國使領館網站上的文章，“在中德關係中，我們距離對等還十分遙遠，例如在企業准入、許可證、知識產權保護或法律確定性以及國民的平等待遇問題上，我們將繼續要求對等。”
朔爾茨特別強調：“如果中國發生變化，那麼我們同中國交往的方式也必須變化。”
德國對華政策的核心不會改變
在新華社的通稿中， 朔爾茨說：“中國是德國和歐洲的重要經貿夥伴，德方堅定支持貿易自由化，支持經濟全球化，反對‘脫鉤’，願同中方繼續深化經貿合作，支持兩國企業相互赴對方開展投資合作。”
朔爾茨的不想“脫鉤”也被中國媒體無限的放大。他們說，這是對美國推動“脫鉤”的明確反對。關於“脫鉤”，朔爾茨說，“我們不想要‘Decoupling’，不想同中國脫鉤”，然而中國想要的是什麼呢？ “中國的‘雙循環’經濟戰略意在強化內部市場，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此外，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末的一次講話中曾提出要加大使用中國技術，‘拉緊國際產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係’。此類表述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德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呂利希認為，朔爾茨的與中國“脫鉤”的論點其實是“稻草人”論點--在論辯中有意或無意地歪曲理解論敵的立場以便能夠更容易地攻擊論敵，或者迴避論敵較強的論證而攻擊其較弱的論證。
他在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寫道：“他一直說他反對‘脫鉤’，這是一種稻草人論點，因為沒有人真正支持脫鉤。對於我們最終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依賴中國，的確存在不同的看法。這將需要在德國政府內部以及與歐盟合作夥伴進行更多討論。”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貝納認為，德國對華政策的核心並沒有因朔爾茨的這次訪問而改變，與中國“脫鉤”並不是討論的核心。
“我不認為這是德國對華政策的核心，甚至也不是總理政策的核心。你應該聽聽總理在北京時所說的話。他在公報等中確實說過，德國將尋求經濟合作機會，但這也在部分程度上與發展合作以及更廣泛的糧食安全等問題有關。他確實提出了市場准入的問題，你知道在訪問期間中國的市場越來越封閉。所以，這根本不是討論的核心。”
他說，德國，包括朔爾茨本人已經從過度依賴俄羅斯的狀況中汲取了教訓。
在德國駐華使領館的文章中，朔爾茨也表明的自己的態度。 “我們將通過明智的多元化來減少單邊依賴。這需要把握分寸和腳踏實地。德國和中國之間的大部分貿易涉及的產品既不缺乏可供選擇的供應來源，也沒有危險的壟斷威脅。更確切地說，中國、德國和歐洲從中同等受益。但是，在形成了有風險的依賴性的地方—比如重要原材料、某些稀土或特定的未來技術方面—我們的企業現在正拓寬他們的供應鏈，這樣做是正確的。我們為他們提供支持。例如，通過新的原材料夥伴關係。關於中國在德投資，我們也會根據這種交易是否會產生或加深有風險的依賴度來加以區分。”
他說，這也是聯邦政府在中國遠洋海運集團（COSCO）以少數股權入股漢堡港一處碼頭這樁交易上採用的評判標準。由於有明確的條件，該碼頭的全部控制權仍屬於漢堡市和港口公司。
由於支持中遠集團收購漢堡港，朔爾茨在國內、歐盟甚至也遭到美國批評。也有人認為，這是朔爾茨在臨行前送給中國的“大禮包”。
在啟程前往中國前，朔爾茨同時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和美國新聞網站“政客”發表題為“這就是我中國之行的目的”的長文章，也同樣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德國聯合執政的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正在著手製定新的對華戰略，預計明年春季推出。
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的葛瑞說：“這個中國戰略，據我們從（執政）聯盟協議中得到的最初信息應該與歐洲更加一致，同時對中國更加強硬。現在，總理在訪問北京所傳遞的信息與這些預期並不完全一致。”
據報導，聯合戰略主要由綠黨主持的外交部主導。綠黨一直強調價值觀外交，固守歐盟的對華“合作夥伴、競爭者和製度性對手”三重定位，長期推動“降低對華依賴”。
葛瑞解釋說，在德國將要出台新的對華政策之前訪問中國，朔爾茨確實傳遞出了複雜的訊息，令人弄不清德國對華外交政策的重點。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朔爾茨的訪華時間也很糟糕。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及聯合創辦人貝納認為，朔爾茨訪華讓德國製造業的高管隨行確實發出了錯誤的信號。他說，應該將此次訪問限於政治訪問。
德國政府內部、德國民眾不認同中國
在朔爾茨訪華的幾乎同時，工業化七國集團（G7）國家的外長會正在德國小城明斯特舉行。來自綠黨的德國外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在會前說，G7準備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和“對手”。
就在朔爾茨啟程前幾天，貝爾伯克在接受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採訪時說；“我們永遠不要再讓自己如此依賴一個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國家，這一點非常重要。”她還說，朔爾茨與中國討論人權問題，討論公平競爭條件的問題， 是聯邦政府共同商定的。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道，在朔爾茨訪華之際，德國的一個民調顯示，只有9%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伙伴。而這個數字在五年前是36%。民調顯示，德國人對中國的不信任感和俄羅斯接近，目前認為俄羅斯值得信賴的德國人只佔10%。
過去六年來，中國一直是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對今後應同中國保持怎樣的經貿關係的問題， 49%的受訪者認為，德國應減少同中國經濟合作的規模，34%的受訪者認為，應保持現狀，只有10%的人認為德中經濟合作的規模應得到擴展。近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全球安全構成了威脅。
這與他們在中國投資德國基本設施的問題上的看法一致。對於德國政府批准中遠集團在漢堡集裝箱港口參股24.9%一事，69%的受訪者認為德國政府的上述決定是錯誤的，反對者當中包括各個政黨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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