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女演員沮喪地拖著行李箱走在綠樹成蔭的街道上，這是攝製組正在拍攝的一個場景，而這部電影講述了導演黃綺琳(Norris Wong)未能實現的成為粵語作詞人的夢想。
電影《填詞燃》(“The Lyricist Wannabe”)是黃綺琳的最新作品，也代表了香港電影製作史上前所未有的趨勢——獨立電影的發展——的一部分。
香港電影過去是由大型製作公司製作的。在19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行業鼎盛時期，它們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當時香港被認為是亞洲的荷李活，成就了李小龍、成龍、周潤發和最近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得主楊紫瓊等明星。
但近幾十年來，香港電影業已經衰落。業內人士表示，由於荷李活大片蜂擁而至，公司轉而製作能夠吸引中國大陸這個更大、利潤更高的市場的電影。
持獨立電影的公司MM2的副總裁文佩卿(Mani Man)說：“香港市場已經完全崩潰。非常有經驗的導演都去了大陸。他們在那裡製作1000萬美元的電影，所以他們不會在這裡製作100萬美元的電影。就像父母都離開了，我們就像孤兒一樣創在建一個新世界。”
現在，香港的電影業可能開始復甦了。根據香港影業協會的數據，在COVID-19爆發之前的五年裡，共有275部本地製作的電影，超過上一個五年的256部，其中包括一些新導演的獨立電影。
疫情期間製作的電影較少，但有幾部電影取得了巨大成功，打破了票房記錄。
推動這一趨勢的是香港嚴格的COVID-19旅行限制，這讓導演和觀眾都呆在家裡，讓前者有機會製作本地電影，而後者則有時間觀看。
據香港電影發展局的統計，政府在過去15年還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資金來振興電影業，僅在過去六年就提供了3000萬美元，使許多中小成本電影和新導演的首部故事片得以拍攝。
此外，2019年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動盪以及北京通過國家安全法作為回應，讓一些人擔心他們的生活方式會發生變化。業內專家表示，這座城市的觀眾渴望看到反映他們生活的電影。
“由於香港社會的所有這些不確定性，它激發了一些本地電影的靈感，這些電影試圖講述香港人的故事，”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劉慧嬋(Dorothy Lau)說。 “人們在努力追尋屬於自己的身份，屬於自己的故事。”
例如，最近當地票房收入最高的影片《毒舌大狀》(A Guilty Conscience)講述了一位律師試圖找到證據讓他無辜的委託人無罪釋放的故事，它所討論的正義問題引起了觀眾的共鳴，因為他們正目睹親民主活動人士、報紙出版商和抗議者因新的國安法而遭受審判。
劉慧嬋說：“在許多當地居民的心目中，他們尋求正義，但當他們看到現實時卻感到失望。當他們看《毒舌大狀》時，他們覺得有人在說出自己的想法，激勵他們在自己所見的慘淡現實中保持希望。”
政府聲稱，在2019年發生破壞性的、有時甚至是暴力的反政府抗議活動後，這部法律恢復了和平。
《毒舌大狀》票房收入達到1500萬美元，創下了香港電影的紀錄，是過去一年中進入香港票房榜單的三部影片之一，此前該榜單由荷李活大片主導。
低預算電影也實現了盈利或收支平衡，並且因為拍攝了大製片廠忽視的題材而贏得了地方和地區獎項。其中一些電影講述了藍領工人的掙扎(《窄路微塵》)、出櫃的老年男同性戀者壓抑的愛(《叔·叔》)和無家可歸者（《濁水漂流》）的故事。
“在大銀幕上講述香港自己的電影和故事對香港來說很重要，因為電影一直是保存當地文化的一種很好的媒介，”36歲的黃綺琳說，她為自己最新的電影湊了 29萬美元，這包括她從一位導演朋友那裡借來的錢，以及她處女作《金都》的收入，《金都》這部電影講述的則是一個女人學會堅持自己的故事。
不過，香港電影拍攝的主題還是受到了限制。國家安全法和隨之而來的對電影審查準則的修訂使得具有政治內容的主題變得不可觸及。
據媒體報導，多部關於2019年親民主抗議活動的紀錄片已被禁播。一些被視為敏感的內容被從電影中刪除，其中包括本月在當地電影節放映的三部影片。
針對美國之音的詢問，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發表聲明稱，對電影審查規則的修訂“並未改變公眾和電影業界在遵守法律、保護國家安全的前提下繼續享有創作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事實。”
該辦事處表示，自修訂後的規則於2021年生效以來，它已批准了4100多份電影分級和公映申請中的全部，只有6份除外。
與此同時，導演繼續製作有關香港的電影，其中一些在海外放映或轉向不那麼敏感的話題。在6月至7月舉行的鮮浪潮國際短片電影節(Fresh Wave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Festival)上，電影製作人用黑色圖像和靜音替換了被刪除的場景，以此凸顯審查制度。
獨立電影和紀錄片製作人林森2021年的電影《少年》——講述2019年的抗議活動——未獲批准。但他隨後憑藉《窄路微塵》獲得了今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導演提名。
37歲的林森說：“我沒想過要放棄，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拍電影。在我看來，這是創作者面臨的一個挑戰——如何在這個領域講故事。”
儘管人們擔心審查制度、資金以及旅行限制的取消導致觀眾減少，但導演認為現在是拍電影的好時機。
“我很樂觀。......我們不再需要大型製作公司的支持來製作電影，“黃綺琳說。 “這將帶來更多香港本土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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