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江楓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過去幾天，海外華人舉行了一連串的紀念活動，聲援身陷囹圄、幾無音訊的彭立發。中國國內不見公開的紀念活動，但據聞北京如臨大敵，中關村大街的四通橋附近擠滿了警車和便衣，提醒著北京市民，在這座已經被摘牌、從導航地圖上被去掉名字的橋上，一年前發生了不同尋常的事件。
這就是彭立發抗議一年後的情形。表面上，中國什麼都沒有變化，動態清零雖然結束了，但是極權主義的控制、權力的集中和體制的封閉都在繼續加強；然而，一切仿佛都改變了，可謂人心思變。
所以，即使2022年10月13日中午，彭立發隻身在北京四通橋上，以橫幅要求結束清零、拒絕文革重演、呼籲最高領導人下台的抗議，雖然只持續了幾分鐘，卻可謂一個人的革命。
彭立發醞釀了可能的變革
這對通過過去十年的個人集權和過去三年新冠疫情期間的動態清零幾乎實現了極權主義轉型的中國統治者來說，不啻一把利劍穿透了一切，也改變了一切。這意味著北京統治者和統治體制的重大失敗，或許可能因此改變21世紀的中國政治進程、乃至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
因為，如同1989年長安街上出現的“坦克人”，彭立發作為“四通橋人”的抗議形象，他隻身抗議所展現的道德勇氣，讓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都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閃電，而可能醞釀無盡可能的變革。
在他身後，一個人的抗議行動的一個月後，北上廣的中產階級們衝出了社區、呼喊要自由；一場全國範圍的白紙抗議運動爆發，曾經專屬“小粉紅”的年輕人和大學生分裂了、決裂了。彭立發，一個人的革命幾乎引發了北京當局最為擔心的大規模顏色革命，後者雖然僅僅持續數日，卻喚醒了公眾，也培養了數以千計或許更多的種子，並且以他們的無聲抗議終結了持續三年的動態清零，也因這場幾乎顏色革命的後續抗議，徹底否定了2011年以來中國統治集團為防範顏色革命而採取的所有努力。
更重要的，這不止是所謂治理的失敗——在過去十年，北京當局以治理的名義遂行大規模的首都安全改造、在新疆的集中營建設、在香港的殘酷鎮壓、和在全國範圍的黨化控制，包括對公民社會、民營資本和互聯網的清洗、對國際媒體、國際NGO和國際資本的驅逐——而是暴露了中共政黨面對社會矛盾和統治危機的失靈。
在上一次“三年饑荒”危機末期，中共以內部路線鬥爭的方式，特別是以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的黨內討論實現了自我糾錯，將統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化為黨內矛盾，即轉為毛、劉路線鬥爭的方式予以化解，儘管這一化解只是暫時的，最終卻在漫長的“十年動亂”后，再次以類似但更激烈的黨內鬥爭實現了撥亂反正，因此延續了中共的政治生命至今。
定於一尊迫使民眾發出怒吼
然而，當歷經十年不間斷的小型“文革”運動之後，全黨定於一尊，也就是內無派系競爭、外無民主力量挑戰和公民社會監督，固然不再會有“三年疫情”之後的“七千人大會”，這個僵硬的政黨也再無吸納、包容人民不同聲音、進行自我糾錯的可能了，反而迫使那些受到忽略的群體和階級被迫發出自己的吼聲。這是連帶整個執政黨因此不得不面對的挑戰，也就是一場事實上的黨外運動，儘管是無組織的黨外抗議。
如果鄧小平先生九泉下有知，大概也難以瞑目。畢竟，他所主導的市場經濟改革乃奉“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不僅用意對外，也在對內讓步，是承認黨非全知全能，讓共產黨一定程度上退出經濟、退出社會，讓人民自我承擔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風險，避免重演1988年黨主導“價格闖關”失敗的結果。這種從執政黨向民眾的道德風險和道德責任的轉移，恐怕才是中國三十年市場經濟改革得到維繫的關鍵，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塑造了全新的道德主體，也就是彭立發所代表的一整代人。他們也是過去十年不停折騰的“國進民退”、“黨領導一切”的犧牲品，並且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分別塑造成黨的對手和人民公敵。
這種道德主體的抹殺，才是中國政治社會最為深層的顛覆，不亞於1949年後的幾年裡中共對民族資本的連續鎮壓和對自身倡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顛覆，也是彭立發隻身犯險、決然反對的社會心理基礎，並且在他被拘禁的一年裡引發了持續的內部脫鉤，也就是市場主體的退出。這已經造成中國當下、還將繼續造成未來長久的社會經濟衰退，無可逆轉。
黨外抗議運動將持續蔓延
無論對彭立發、還是任志強、甚至許家印，或者無數在教培行業禁令中受損、在市場經濟生活中備受統制壓力的所有市場主體、包括勞動主體，他們面臨的道德壓力和困境，來自這種道德主體的抹殺，不是針對個人的，而是集體的、階級的，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合作。然而，國進民退、反腐運動、黨內派系和地方勢力的不斷清洗，都在摧毀道德主體的聯結，儘管這種聯結並沒有發展和強大到西歐的法團主義。
然而，在過去十年，中共如同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怪物帝國，不斷摧毀這些國家資本主義賴以存在、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基礎-聯結。這意味著，所有有道德的人，中國的市場主體，那些在拉康精神分析意義上為了維繫挫折（鎮壓）和集體挫折（鎮壓）而存在（苟活）的人們，都只能選擇一個人的革命，這是他們在喪失資本和聯結之後保持道德的唯一方式，也提醒國際社會：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死亡，任何合作在理論上已經破產，脫鉤的歷史進程已經開始。
也在這個意義上，彭立發的一個人的革命，以及所有後來者所做的，不過是一場道德革命，如同最後的救贖，儘管它的動力源泉相當稀薄，或許只是中國市場資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最後殘存。而北京當局的鎮壓，無一例外，都在證明這場道德革命的勝利，也就是政權的道德喪失，並且註定面對未來更多反抗的道德挑戰，無論這些挑戰出自個人還是團體，從女權到LGBTQ、從人權議題到中產階級、從華爾街到聯合國等等。
事實上，過去一年，四通橋所聯結的，這些如火如荼的黨外抗議運動正在重構中國社會的道德主體，也向全世界蔓延，改變著中國政權的道德處境。對北京政權來說，這或許是最為危險的，遠遠超過可見的顏色革命，從長遠來說，是其根本無法應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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