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近又有體制內的黨員、教授公開挑戰中共領導人和中共體制。他們發表的言論表明，越來越多的人不滿意習近平“定於一尊”專制獨裁統治。有學者認為，現在中國的問題，使用一般“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哈師大教師被學校點名
哈爾濱師範大學日前在其官方微博上發的一則“情況說明”的帖文稱，“關於網上出現的我校歷史文化學院教師於琳琦在其個人社交平台發布有關不當言論一事，學校高度重視，今日已成立調查組進行深入調查，將根據調查情況依紀依規進行嚴肅處理。”
該帖文還特別提到於琳琦在“2014年4月已被免去歷史文化學院黨委副書記等一切職務”。但是該帖文沒有說明於琳琦被“免職”的原因。
網上流傳的於琳琦微博的截屏顯示，過去幾年來，於琳琦在他還擔任歷史文化學院黨委副書記期間以及以後，針對一些敏感議題發表了獨到的見解。
例如， 在入黨誓詞的問題上，他說：“入黨誓詞為什麼要說'永不叛黨'? 共產黨不是黑幫組織，追求的不是一己之私，它應該是一個民主的，開放的，光明磊落的現代政黨。對人們來說，當黨的路線、政策、方針符合自己的意願和理想，就可以申請加入，而一旦背離，就可以選擇退出，就可以反對，甚至背叛，盲目跟隨才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於琳琦評價馬克思：最成功的教唆犯
在對馬克思的評價上，於琳琦說：“世界上最成功的教唆犯是一個德國的猶太人，他告訴人們他發現了一個秘密：貧窮是因為被剝削。於是一些國家裡千百萬貧窮的人憤怒了，把那些所謂的剝削者殺了、抓了、趕跑了，結果發現自己還是一樣的貧窮。”這裡的德國猶太人顯然指的是被中共稱為偉大導師的馬克思。
於琳琦還認為學習雷鋒並不是件好事。他說：“第一次發現，學雷鋒能把人學'壞'是讀小學時。那時候，學雷鋒是一項常抓不懈的活動。”
於琳琦還認為當局要求律師必須擁護黨是恬不知恥。他說：“司法部要求律師執業，必須宣誓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乾一個行業，要先宣誓擁護某個政黨，某種社會制度。我就納悶，在現代人類社會，能說出這個要求來，得多大的臉啊？”
對於被中共宣揚成英雄人物的劉胡蘭，於琳琦認為，劉胡蘭殺死為國軍閻錫山部隊準備糧草，送遞情報的西周村村長石佩懷是犯罪。他說：“劉胡蘭的行為在當時角度看屬於刑事犯罪，現在還在小學教材中宣傳，讓孩子們如何理解法治？”
互聯網上的一些消息來源稱，於琳琦教授是被一幫“毛粉”舉報後引起學校的重視，因此校方決定對其進行深入調查。
“毛粉”們稱，於琳琦在其微博中發表了反馬克思、反共產主義、侮辱領袖和英雄人物的言論。
在於琳琦被舉報、哈爾濱師範大學對他展開調查後，他微博中的內容已經被清空。
體制內人士的批評聲
於琳琦教授是中共體制內的高校教師、黨員幹部，行使了依據憲法或黨章賦予公民或黨員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他是中共體制內人士被調查，整肅，或懲罰的最新例子。
此前，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因為在2018年發表批評中國政治和社會倒退的文章“我們當下的恐懼與期待”，於2019年被清華大學停止一切教學職務。
今年2月，許章潤教授再次發文批評中共領導人在處理新冠病毒疫情中的無能。在“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懼”一文中，許章潤說，“定於一尊”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存在著“組織性失序”，“制度性無能”，以及中共政體的“道德性敗壞”。
另外一名中共體制內因言獲罪的黨員、幹部是前北京市屬下的企業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長任志強。任志強因敢於批評當局房地產政策而被稱為“任大砲”。
今年3月，任志強發表的一篇署名“剝光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的文章稱，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親自指揮”的習近平“嚴重失職”，中國體制弊端重重。文章暗指習近平是“剝光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此前，任志強2016年因在微博上轉發“央視姓黨”照片時加註了一句評論“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而受到留黨察看一年的中共組織紀律的處分。
今年4月7日，北京市紀委網站說，“任志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區紀委區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5月11日，前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因為一天前公開發表《儘早啟動國民制憲程序，努力實現政治和平轉型——致即將出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全體代表》的公開信，被上海警方帶走詢問後獲釋回家。
今年2月，法律學者和公民運動倡導者許志永因為發表致習近平的《勸退書》而被當局以煽顛罪秘密拘押。
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公民有言論的自由”。中共黨章也規定，黨員可以聲明保留對黨的決議和政策的“不同意見”，“ 黨的任何一級組織直至中央都無權剝奪黨員的上述權利。”
然而，就像很多其他人一樣，作為一名教師、一名黨員，於琳琦依據憲法規定的權利，黨章規定的權利在社交媒體微博上發表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卻受到審查。
與一些持不同政見的異議人士不同的是，於琳琦、任志強都曾經是中共體制內的干部和黨員。於琳琦曾擔任過哈師大歷史文化學院黨委副書記，任志強曾經是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長。許章潤在被停職前是清華大學法學教授，博導，擔任過清華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清華法學》主編，2005年還曾被評選為“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之一。
高瑜：現實壓抑忍無可忍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說，中共體制內的仁人誌士敢於公開發表他們對中共領導人、對當局的政策、對被中共樹立的榜樣進行批評，他們敢於公開發聲，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會更大，也更能讓中共當局感到恐慌。
高瑜說，最近一些高校教師和社會知名人士公開發表批評當局的一些言論，與目前的大環境和自由度緊縮有直接關係。她說，2017年中共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在黨內“定於一尊”的地位後，共產黨的專制遠超過封建王朝滿清時的專制。
她說：“主要是現實壓抑的，你不發聲，可能就會到了'不自由、毋寧死'的程度。”
高瑜還表示，這些人是值得欽佩的仁人誌士，他們無畏當局的鎮壓，敢於為民發聲，讓人們看到了未來中國走向憲政體制的希望。
高瑜說，上個世紀80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時期，中國的政治環境相對比較寬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的研討很多，參與者發表的言論通常都能夠被當局“包容”。但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中共面對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的民主訴求，卻採取了極端的武裝鎮壓，導致很多學生和市民死傷。
高瑜指出，中共老人鄧小平認為，“六四”事件是自由化思想在高校氾濫的結果，學生受西方自由化的驅使才釀成了六四事件。因此，在六四事件後，中國當局對高校採取了嚴格的管控，六四前活躍的政治改革和學術研究的討論被肅殺。政治精英們，有的被關押，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則從此噤聲，閉口不談政治。
“和理非”無法解決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說，現在的很多人普遍對習近平的倒行逆施不滿意，對體制的痛恨超過八九民運以前。他說，許章潤，任志強，於琳琦，以及許志永等就是目前敢於公開表達對中共當局和習近平不滿的代表人物。
王軍濤說：“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下一步要解決問題的話，一般的“和理非”現在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必須要從底層的民變開始，撕開了製度的口子之後，然後才會有高層採取一些反常的行動來解決。正常的體制內的運作是沒法解決習近平的問題。”
王軍濤說，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表明上看似乎有些激進，但實際上當時的政治精英、知識分子和學生，對中國的政治制度還抱有希望，認為民眾的訴求講得很清楚，當局會接受，卻不曾想鄧小平會下令開槍。他說，現在人們對中共當局的腐敗政治制度已經不抱任何希望。
禁錮教師言行的魔咒
最近幾年，在被認為廢除終身製和“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主政下，本應是思想、學術、研究、科技最活躍、最有創造性的高校，教師的理念、思想、言行受到各種規章制度、規範準則的束縛，形形色色的文件包括《高等學校教師職業道德規範》，《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和《新時代高校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2018年中國教育部又發布了關於“高校教師師德失範行為處理的指導意見。”
中共當局不僅以規範制度約束教師在高校的言行，更發動學生檢舉他們認為的老師的“不當言論”。在1949年以前，中共地下黨也曾經在大學生中發展特務，為其政治目的服務。
在統治中國數十年後，中共當局又以政治前途、獎學金、高分數等為誘餌，從大學生中招聘所謂的“學生信息員”，監視向學生傳授知識的老師們，以清除“異己”，維持其統治。
北京的資深媒體人高瑜說，在當今互聯網時代，社交平台、自媒體在中國已經非常普及。一些體制內的人士，以及社會公共知識分子利用這些平台發聲，傳遞出中國官媒不敢、也不能發出的聲音，就像黑暗的天空劃出一道閃電一樣，鼓舞著追求政治改革的人們，給打破中共當局牽制新聞自由，禁錮人們思想枷鎖帶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