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性反擊性騷擾的“#我也是”(#MeToo)運動在中國也引起波瀾。中國一所大學因性騷擾問題決定撤銷一位教授的職務並取消其教師資格，有網友評為“沒有辜負我們的期待”。過去幾年來，性騷擾問題在中國公共空間的討論出現了哪些變化？美國的“#我也是”運動對中國有多大的影響？中國系統性處理性騷擾議題的時刻是否已經到來？倡導反性騷擾、反歧視的中國女權行動派人士提出了她們的看法。
美國#MeToo運動的啟發
2017年，隨著指控影視大亨溫斯坦多年來性騷擾女性的醜聞爆發，美國社交媒體上#MeToo（我也是）行動帶動了大眾對性騷擾或性侵害問題的重視。中國社會也在現居美國的羅茜茜指控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性侵害之下，出現呼籲正視性騷擾問題的浪潮。有中國女權人士認為，西方社會的運動，也帶動了中國國內對性騷擾議題的關注。
兩年多前，在2015年的婦女節前夕，五位想要倡導公交車反性騷擾的女權人士的家被破門而入。王曼、韋婷婷、大兔（鄭楚然）、李麥子(李婷婷)和武嶸嶸被中國政府刑事拘捕。在國際社會關注下，她們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後獲釋。這起被稱為“女權五姊妹”的事件也是近年來西方社會關注到中國女權議題的一個契機。
中國“女權五姊妹”之一大兔告訴美國之音，自己在2015年被刑事拘留，受到國際聲援，而這陣子中國高校調查性騷擾的風波，也受到西方社會的影響。
大兔說：“比如說#MeToo這個事情它一來某種意義上也是鼓舞了中國的性侵受害者去說出自己的故事，所以就有了後來的一系列的行動。”
肖美麗(肖月)在2013年到2014年徒步中國，從北京走到廣州，倡導社會正視校園性侵害議題，反抗對性侵受害者污名化。她認為，環境在改變。她看到了許多人不約而同說出當年她希望呼籲的想法，感到非常開心。
她說，當時許多人認為中國沒有性侵害的問題。
肖美麗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就說，你應該去印度，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因為中國又沒有性侵害，然後你這樣子是在抹黑我們中國，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你唯一的目的可能就是你是境外反華勢力支持你來做這個事情的，不然你的錢哪裡來的？我的錢都是網友捐給我的。”
體制外女權行動的風險
中國的女權活動從2012年佔領男廁所開始，出現“女權行動派”的活動。這些女權人士通過藝術等表達方式，希望消除中國社會對性騷擾與性侵害受害者的指責，倡導反歧視與反暴力。
但是，如同“女權五姊妹”事件所顯示，這些活動人士被視為走到了所謂“體制外”或者打擦邊球，成為中國當局的關注目標，也有親友勸導她們不要再從事女權行動。不過，大兔認為這是她一生的志業。
她說：“但是我也有跟我的親友說，我是沒有辦法不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的，因為這不是一個選擇，這是一個精神上的覺悟。一旦覺悟了，你不可能變蠢了，對不對？”
在廣州生活的肖美麗說，中國政府通過對她們的親友或房東等生活圈的人士施壓，或是以美國雜誌《財富》將舉辦全球論壇為理由，逼迫身為中國公民的她們搬遷或暫時離開廣州。但是，她表示，她們其實非常樂意與政府溝通，也時常主動寫信給政府。
她說： “我也覺得我們不是一個非常對立的姿態，而且我們一直是想要用盡量溫和，我自己個人會認為盡量用一個有趣和幽默的方式來做這些倡導的事情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政府把我們當做一個敵對的敵人的位置來處理的。我覺得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大兔與肖美麗近期到美國休息，並且和關心女權的人士會面。這兩位女權行動派人士定在1月12日在紐約演講，分享自己作為女權行動派的生活。
限制自由討論
這波呼籲高校建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機制以聯名信的自發方式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廣為傳播。大兔(鄭楚然)認為，這些公開信是非常文明並且符合法制的表現，也展現出眾人對“校園的霸凌是有非常大的憤怒和一種心知肚明的共情”。
但是這些帖子後來被刪除。大兔認為，這顯示出“他們並不想去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是想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以及維穩的思想。她因此呼籲，體制內的人應該正視這些問題。
大兔說：“如果不解決的話，我覺得這一些行動、這一些群情洶湧的參與還是會不停地存在，而不會因為他們的維穩而去改變。”
中國的#MeToo
這些女權人士認為，雖然目前中國高校貌似有嚴肅處理性騷擾議題與懲罰加害者的趨勢，但是並不表示中國社會性騷擾議題處理的程度到達了像美國社會這波“#我也是”(#MeToo)運動的高度，包括還沒有指望能在娛樂界或政界看到這樣的參與。
肖美麗提醒說，在學校或白領階級之外，女工等人口受到性騷擾還沒有受到媒體與社會重視。她還提到，中國互連網的環境有刪帖、銷聲與親官方的“水軍”存在，這也和西方社會不同。
她說：“如果這個學校發現了老師性騷擾他的學生，他就會被剔除這個學校的話，這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一個讓大家不去譴責受害者的方式。”
大兔提到，廈門大學教授吳春明因涉及不當性行為和性騷擾指稱而被剝奪教師資格，但後來又進入了學術委員會。她說，這讓人思考如何應該建立一套應有的懲戒機制。
她說：“而這一個重點就是說，對這些學生做出性騷擾的這些老師，……還有縱容這個事情發生的學校，他們會不會受到應有的懲罰？如果不會有的話，那整個結構都是在袒護這些施害者。”
她舉例說，深圳和廣州設立了女性車廂，但這個舉措無法起到促進女性權益的作用。
她說：“與其去做一些無用功，倒不如可以去想一下怎樣可以從正面地不迴避性騷擾這個問題，而不是把女性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隔離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