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上午，在副國級官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被實名舉報4天後，最高法官網發出消息，回應了引發熱議的裁判文書今後是否還會上網公開的問題。
最高法表示：“公開”與“公佈”不能劃等號，司法公開並不意味著所有司法信息都要在互聯網上發佈。
談及這一最新表態，多位法律界人士告訴美國之音，最高法能夠回應是各界施加壓力的結果，這一遲到的表態也不能打消他們對司法透明倒退的擔憂。
裁判文書包括判決書、裁定書等。中國成規模的裁判文書公開，可以追溯到2013年7月最高法裁判文書網的建立。
律師實名舉報最高法院長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回應，與其辦公廳《關於建設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的通知》引發的爭議有關。
美國之音注意到，這份下發於11月下旬的《通知》提及，中國的全國法院裁判文書庫擬於2024年1月上線運行，支持中國法院幹警在各級法院專網查詢檢索裁判文書。這條被諸多法律界人士解讀為裁判文書專供內網的規定，引來了持續而激烈的批評。
律師王雅軍舉報中國最高法院長張軍，印證了這種不滿的激烈程度。王雅軍是北京雙北律師事務所的執業律師，他在12月17日實名舉報張軍在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問題上涉嫌玩忽職守。張軍也是最高法黨組書記、中國首席大法官，擔任這些職務的副國級官員被公開實名舉報，過往在中國非常罕見。
王雅軍在舉報信中表示，中國裁判文書網最近幾年已經逐漸減少更新，而新建設的裁判文書庫如果不能與裁判文書網數據共享，無疑是中國司法公開改革政策的大倒退。美國之音聯繫到王雅軍，希望了解他是否得到相關部門的回應、對最高法22日的解釋是否感到滿意，他婉拒了採訪請求。
知情人告訴美國之音，王雅軍在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舉報張軍後，也將舉報信以文字形式在微信公眾號、朋友圈發佈，這些內容旋即被大量轉發，4個小時後閱讀量即突破10萬，6個小時不到相關信息都被屏蔽。第二天12月18日上午，北京市司法局委託海淀區司法局，知會王雅軍所在的律師事務所給他打電話，希望他按正規流程反映問題，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
知情人同時披露，在法學泰斗江平先生離世的12月19日，王雅軍也發現他的朋友圈信息出現了被選擇性屏蔽的情況：悼念江平的文字，他的朋友們看不到，而生活類信息則一切如常。
“逼出的回覆”未平息質疑
法律界人士的批評持續超過3週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2月22日發出回應。然而多位受訪律師告訴美國之音，這份“逼出的回覆”沒有打消他們的質疑。
最高法在回應中表示，已於2023年7月決定建設人民法院案例庫，同時承諾：“案例庫建成後當然要向包括專家學者、律師、當事人等在內的社會公眾開放！。”人民法院案例庫目前已收錄2000餘件參考案例，接下去將“拓寬參考案例來源、豐富案例庫資源。”
案例庫的開放，一度讓外界誤以為是裁判文書庫的開放。中國大陸一位認為事件敏感而不願具名的資深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引發這次爭議的核心問題，其實是裁判文書庫的公開程度，結果最高法談的是人民法院案例庫。這是典型的答非所問、王顧左右而言他。現在就官方的表態來看，一共是三個東西，裁判文書庫肯定是只上內網，裁判文書網公開的信息將會越來越少，他們全力在推的是案例庫，但目前看規模將會小很多。”
最高法在回應中強調，未來公開裁判文書時遵循的原則之一是“穩慎適當”，因為許多當事人，“都對之前自己等涉案裁判文書公佈給個人、家庭、企業經營造成的影響提出意見，要求在互聯網上發佈文書應經本人或本單位同意“。
這一原則引來不同意見。山東傅文律師事務所的傅文律師告訴美國之音：“勞動案件中，一些勞動者鑽法律的漏洞，惡意地不簽勞動合同、爭議時要求雙倍工資，這些人違背了誠信訴訟的原則，以後再找工作遇到困難，也是情理之中。至於婚前的案子影響到婚後的生活，這也是扯淡。比如隱瞞了曾經離過婚的事實、或者隱瞞了婚前債務的事實，婚後配偶發現了的話，這個能怨裁判文書嗎？而企業因為有案子影響了貸款、融資、招投標等，這也是企業不誠信造成的。”
傅文律師認為，最高法列舉的有關勞動爭議、婚姻不睦、企業涉訴的例子，完全是不成立的：“司法公開主要是是保護誠信、打擊不誠信，這是裁判文書公開的主要目的。不公開了或者少公開了，那很難起到相應的效果。”
12月22日下午，美國之音多次聯繫中國最高法新聞發言人、最高法審判管理辦公室置評，但是電話一直無人接聽。
顯出黯淡的陽光司法
作為中國最高法承諾打造的陽光司法的三大工程之一，裁判文書公開已走過10年。2013年7月，最高法開通中國裁判文書網，集中公佈了第一批50個生效的裁判文書；同是7月，最高法規定，從2014年1月1日起，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未成年人、調解結案等情況外，生效的裁判文書應在互聯網全面公佈。
10年彈指一揮間，裁判文書公開似乎也走到了分水嶺。一邊是最高法22日的承諾：持續推進陽光司法的努力方向不會變，另外一邊是律師群體的謹慎態度。
美國太平洋智庫創立人、中國多年執業律師陳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公開裁判文書最大的好處是徇私枉法判決案容易被暴露，而這對司法官僚集團來講也是最大的壞處。他援引2016年的一份司法解釋強調：“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佈裁判文書，應當依法、全面、及時、規範。怎麼最後自己給自己完全否定了！”
中國前執業律師彭永和告訴美國之音，人民法院案例庫對於遏制同案不同判、加強司法互動、進行法治教育，會發揮一定作用，但是裁判文書網數據更新的減少，還是弱化了司法監督的可能性，也不符合中國有關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相關法律。根據中國的《行政訴訟法》，人民法院應當公開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書、裁定書，供公眾查閱。
根據最高法22日公佈的信息，從2021年7月開始，裁判文書網每年上網文書數量從2020年的1920萬件、2021年的1490萬件降至2022年的1040萬件，2023年1月至今，上網文書數量為511萬件。在官方數據發佈前，法律界人士事實上已經注意到了裁判文書公開數量的驟減。
在近期的一次專題研討會上，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何海波表示，裁判文書公開可以促進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明晰法律規則、促進社會信用、輔助領導決策，看到目前裁判文書上網數量大幅縮減的情形，他坦誠“我還是非常痛心的。”
前述不願具名的中國大陸資深律師告訴美國之音：“裁判文書不公開或者減少公開，事實上增加了社會運行的綜合成本。在沒有修改法律、司法解釋的情況下，原來公開的現在不公開了，公開又說不等於公佈了，這是法治建設的倒退，純粹是瞎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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