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部近日註冊微信公眾號，並發文敦促中國公眾參與“反間諜”鬥爭。分析人士表示，中國這種讓“兒子揭發老子”的做法是回到文革時代，將對老百姓生活造成恐慌，目的是讓中共可以從中加強社會控制以穩定政權，並培養民間仇外意識，製造種族敵對情緒，這跟中共當局十幾年前所提倡的“和諧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呼籲公眾參與反間諜
中國國家安全部成立40年，在7月31日首次推出微信公眾號“國家安全部”。 8月1日，該帳號刊出了首篇推文《反間防諜需要全社會動員》，表示當前的反間諜鬥爭形勢嚴峻複雜，安全機構必須徹底執行法律， 呼籲公眾加入反間諜鬥爭，一同支持新的《反間諜法》。
該文還說，國家安全機關是反間諜工作的主管機關。間諜活動是具有高度隱蔽性、專業性和危害性的嚴重違法犯罪行為，不僅需要國家安全機關發揮反間諜專門機關作用，更需要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共同防範，築牢反間防諜的國家安全人民防線。
國安部的這項呼籲是在中國《反間諜法》實施一個月後發出的。 《反間諜法》自7月1日起施行，擴大了間諜定義和解釋空間，將任何當局認為涉及國家安全的事項都囊括其中，同時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實施個人出入境禁令的權力。
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要求北京國家安全團隊，必須為內部和外部威脅增加的最壞情況做好準備。
中國國安部的文章表示，新的《反間諜法》規定，安全機關依法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動員、組織人民以預防、制止間諜活動。文章還要各級政府把反間諜知識納入公眾教育培訓，並要暢通公民、組織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渠道，也要對舉報間諜行為或在反間諜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個人和組織依法予以表彰、獎勵和保護，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反間諜工作的常態化機制。國安部稱，《反間諜法》的修改是“充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層對國家安全的高度重視”。
培養仇外意識
廣州媒體人Lind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國安部過去從來不發表這一類的警告或者提示，因此此次發文絕非偶然，主要是配合《反間諜法》的施行而來。近來從海外入境的中國民航客機上，也可以看到張貼了很多《反間諜法》的內容，似乎在暗示進入中國的外國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間諜的嫌疑。
她表示，國安部的發文是在美中競爭的大格局下，刻意在民間製造對外國的敵對情緒，培養老百姓的仇外意識。尤其，現在中國的經濟狀況非常差，當局必須要做出一些轉移視線的準備來做應對，包括可能與美國發起地區衝突，或者試圖解決台灣問題等。所以，中共先要製造一些輿論，讓民間認為外國人或者跟外國聯繫的人都有涉及間諜的傾向，讓民間對外國和外國人感到反感，其實這是中共在刻意製造種族敵對情緒，為轉移中共施政無能的焦點在做準備。
Linda表示，這種敦促人民群眾參與反間諜工作的機制，其實在文革時期就曾有過，那個時代就是讓兒子揭發老子，讓學生揭發老師，讓夫妻、兄弟、鄰里之間相互揭發，“即使沒有的也說成有的”，讓人人出門講話都要擔心被舉報，目的是在製造緊張、敵對的情緒，而這其實是中共建政以來，或者說是建政之前，一直在黨內或者黨外製造緊張情緒的一個延續，為的是讓黨做更好的控制。
傷害人心
她說，人人都在“保密防諜”的結果，傷害最大的就是人心，這種方式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很容易產生誤會，比如鄰里之間因為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動作就馬上當作間諜去舉報，自然影響了鄰里之間的感情與信任，增加了仇視與防備。
Linda認為，從本質上來講，這並不利於中共當局所倡導的和諧社會的穩定環境，反而讓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不安的情緒當中。
去年6月，中國國家法官學院教授王立在中國官媒人民網發表文章說，中華文化崇尚和諧，蘊含著深刻的哲學和倫理智慧，因而成為中國人遵循的行為準則。尊老愛幼、夫妻和睦、鄰里團結，諒解寬容、與人為善，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如今，對照國安部的文章，要暢通舉報間諜渠道並鼓勵公民舉報，顯得格外諷刺。
中國新的《反間諜法》允許對所有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實施出境禁令，包含非中國籍人士。規範還將民眾投靠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以及針對國家機關、涉密單位或者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等實施網路攻擊等行為，都認定為間諜活動。同時將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亦納入保護範圍。
換言之，即使學術交流在蒐集資訊的過程中，比如從事地理與田野調查研究，或者與中國國營企業往來和資訊交換、拍攝關鍵基礎設施，或與在中國的外國機構交流等，都可能被擴大解釋為危害中國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而被羅織入罪。
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認為，新修訂的《反間諜法》有助於保護國家安全。但是，由於國家安全難有明確定義和範圍，因此在實踐中可能變成中共當局用來該壓制不同意見者的武器。
強化社會控制
觀察人士說，雖然《反間諜法》可能讓在中國的外籍人士與企業面臨較大的風險，但國安部微信公眾號的發文動員全社會從事“反間諜”的工作，其實真正劍指的是中國社會內部，為的是強化社會控制，或也反映了中共對政權安全的危機感。
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該文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國內部的民眾能夠知道《反間諜法》的威懾力。
他說：“這個威懾力背後，其實就是要民眾能夠負擔起，或者是說能夠替中共來去維持它所謂的國家安全。”
吳瑟致認為，國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勵民眾舉報間諜，雖然從外部的形勢來看，會讓很多外商企業或是外國民眾擔憂是否自己進入到中國會有觸法的可能性，但其實最重要的威嚇效果依舊還是停留在中國的國內，所以無論是《反間諜法》裡面相關內容的調整，還是中國國安部門採取的一些因應手段和對策，其實針對的主要是中國社會內部。
他表示，換句話說，中共希望透過立法的動作和數位監控手段來讓中國社會知道如果觸法將要付出什麼代價，同時也讓公眾了解，中共永遠有很多手段可使人民跟所謂的境外保持距離，進而形成一個嚇阻作用。因此，鼓勵民眾舉報間諜剛好可以讓中共從中去強化社會控制，並藉此穩定中共政權。
維繫政權穩定
吳瑟致說：“中共統治模式的套路，從過去在1949年一直到現在為止，唯一沒有改變的是他們在國家跟社會的關係是一個監控的關係，同時也是一個不信任的關係。”
他表示，中共的《反間諜法》裂解的不只是國家跟社會的關係，也裂解了社會內部人際網絡的往來與信任。這讓反對中共政權的反動活動或勢力逐一瓦解，讓他們很難形塑成一股政治壓力，去對中共政權造成影響。
吳瑟致表示，不管是用國家安全的名義，又或反間諜行為的名義，都只是中共想要控制社會的一個手段或說法，一旦中國形成一個人與人彼此之間不信任的社會，並且產生由上而下的壓制甚至威懾力，這些都會讓中共政權在控制社會的力道變得越來越加強。
吳瑟致表示：“其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延續習近平的政權，同時能維持中共在主政上的一個地位跟政權的穩定。”
分析人士說，國家安全在中共的眼中，其實就是政權安全的問題，或者是所謂的政治安全的問題。比如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今年7月就曾在中國法制雜誌撰文說，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則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安全，還說“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確保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安全。”
美國新澤西拉瑪珀學院政治學副教授陳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當中共能夠確定政權不被動搖，尤其是確定不被美國以及其盟友等外國動搖的話，也就是間接向中國人民表明中共是一個能夠抵擋境外勢力挑戰的重要政黨。
他說，習近平跟中國共產黨很喜歡用愛國主義跟民族主義來激發中國人民對中共的向心力與支持，所以當外在環境越危急的時候，北京的領導人就會越宣揚需要中國共產黨來施行一些強而有力的作為以保國家安全，但同時也因為為了確保國家安全，所以必須要繼續牽制國內人民的人身自由等，但其實最終目的是為了中共想要更獨攬大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