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紅色賭盤》（Red Roulette）一書的中國商人沈棟以自己親身經驗向美國國會提出警示，與中國做生意他學到的第一課是“遊戲規則是由共產黨說的算”。隨著中國有關反間諜的法規更新生效，愈來愈多人擔心在中國經商的風險日益增高。有國會議員向美國企業喊話稱，儘管中國市場龐大誘人，但現在是時候看清真相“摘下金色眼罩了”。
目前居住在英國的沈棟星期四（7月13日）晚間赴華盛頓國會山出席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聽證會，針對美國企業在中國經營面臨的風險分享在中國經商的經驗並回答議員們的質詢。
“中共將美國在華企業視為人質，可以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隨時利用。這是我在中國生意上的第一課：遊戲規則是由共產黨在當時說的算，”沈棟在開場陳述中說。
他接著向議員說在中國經商所學到第二個教訓是，“在中國，沒有所謂的公平競爭環境。你要麼在政府的青睞下繁榮發展，要麼在不受青睞時滅亡。”
沈棟曾被視為人脈最廣、政商關係最強大的中國商人之一。他和前妻段偉紅與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家族關係密切。他不僅曾獲選模範企業家，還曾經擔任北京政協委員。
儘管與共產黨高官有著深厚的關聯，也曾利用這層關係在商界成功發展，但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加大對國家和企業的掌控，沈棟在2015年選擇離開中國，移居英國。兩年後，他當時妻子段偉紅突然失蹤，而這一消失就是四年音訊全無。
現年55歲的沈棟以“悲傷和悽慘”來形容他在中國政商界起落到後來前妻“被失蹤”所學到的教訓。
“偉紅從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也沒有任何理由解釋她的失蹤。事實上，中共政權甚至從未承認他們把她帶走了。我猜想她的失蹤是因為習近平崛起所帶來的變化，”沈棟對國會議員們說。
他接著談到，一直到那本講述他如何在中國經商興衰以及揭露中國商場黑暗現實的回憶錄《紅色賭盤》在2021年要出版前夕，段偉紅才突然出現聯繫了他，告訴他不要出版這本書。
“故事的啟示是：在中國，政治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沒有法治（rule of law），只有以法而治（rule by law）。中共在中國的法律之上，習近平更是黨和國家的至高無上者，”沈棟說。這是他獲得的三個啟示中的最後一課。
同場出席作證的還包括為在華美企提供諮商的風險管理服務公司“戰略風險”（Strategy Risks）首席研發官派珀·朗斯伯裡（Piper Lounsbury）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獨立研究機構“中國褐皮書國際”（China Beige Book International）執行董事謝扎德·卡齊（Shehzed Qazi）。
他們都呼應了沈棟的看法，認為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企業及其消費者，甚至所有美國人，都製造了一個危險的商業風險環境。
“許多有幾十年在中國工作經驗的企業高管開始意識到，（共產）黨的目標是為了促進北京方面所說的目的，即最終取代美國公司和企業，同時在短期內利用或征服這些企業，” 朗斯伯裡在聽證會上說。
朗斯伯裡曾經在中國工作長達10年，中文流利。她對議員們說，北京政府為了達到他們的目標，他們制定了一套國家發展戰略，靠竊取、脅迫、合併來獲取美國的技術、知識產權和數據。
中國政府最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在7月1日已正式上路，最受到矚目的變動包括擴大了對間諜行為的定義，以及國安單位的執法權力，同時還要求郵政、電信及網絡服務業者必須配合政府打擊間諜活動。這一調整引起不少在中國的外國企業的緊張和擔憂。
今年上半年，美國商業調查公司美商明智集團（Mintz Group）、美國知名管理諮詢公司貝恩（Bain & Company），和美國諮詢業龍頭公司凱勝榮英（Capvision）先後遭中國政府調查和審問。消息引起兩黨議員高度關注。
“對諮商公司進行打壓、增強數據、保密法以及中國信息的流動，這些都只凸顯了我們與中國之間的不對稱，” 朗斯伯裡說。
聽證會上，多位議員對美國企業在中國面臨必須在內部設立黨委的問題感到擔憂。
“每一個進入中國的外國企業都會遇到一個時而沈默，時而不那麼沈默的一個商業夥伴：中國共產黨,”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在聽證會上說，“現在是美國企業高管摘掉金色眼罩的時候了。”
沈棟表示，2012年大概53%的企業在內部設有共產黨的政治小組，這個比例過了3年，在習近平統治下的2015年迅速增加至73%。
“有這樣的執行者在本質上就是給習近平權利和能力去整治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沈棟說。
議員們認為，美國企業現在已逐漸意識到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
“這些行為很難被忽視。我認為即使是一些在中國擁有最大市場份額的大公司，比如蘋果，也正在嘗試或至少開始實現供應鏈和製造基地的多元化，儘管這需要很長時間，”加拉格爾在聽證會結束後對美國之音說。
不過，加拉格爾提到，仍然有一些金融機構希望回到原來的狀態，這令他感到擔憂。“我認為他們故意對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視而不見，繼續向中國注入資金，或者認為可以以某種方式說服習近平停止他對美國的激進脫鉤，”加拉格爾說。
他強調，必要的時候，國會必須採取立法措施來強制規範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作方式，才能強迫只偏重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脫下金色眼罩”。
“我認為我們需要通過法律限制美國資本流向中國的關鍵領域，比如生物技術、量子、人工智能和國防等，”加拉格爾說。他認為本屆國會必須要推動的就是一項資本外流監管法案，透過採取其他經濟措施，修補某些先有法律中的一些漏洞。
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民主人拉賈·克里希納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對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美國政府要做的事是製造激勵措施，吸引美國企業將產業回流。
“我認為他們在美國投資比把就業機會、創新和製造業轉移到國外更好，因為中共會任意奪取人民、任意奪取資產、任意奪取自由。 而且，你可能一覺醒來，發現你的中國夢變成了中國噩夢，”克里希納莫提說。
克里希納莫提議員接著表示，他也已經看到美國企業從警示中覺醒過來。
他說，“中國共產黨需要改變其行為。我的意思是，一個沒有法治的體制是行不通的，這是許多人目前在中國所觀察到的情況。”
沈棟也在聽證會上呼籲美國必須認清且明確區分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
他說，“認為對美國企業有利就是對美國國家有利的說法已經被證明是有問題的，資本主義就是，企業管理受自身利益驅動，本質就是短期的。過去十年美國的去工業化和供應鏈的大規模轉移到中國就是證明。”
“在民主社會和國家中，選舉產生的官員應該是真正捍衛國家利益和人民長期福祉的守護者。我認為在面對企業高管們提倡重新參與、重新接觸的主張時，牢記這一點非常重要。我相信經濟利益就是國家利益。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就是捍衛民主世界的經濟秩序，”沈棟在聽證會上的開場述辭最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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