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工作者和媒體分析人士表示，週六（7月1日）生效的中國《反間諜法》修正案可能會給在中國境內進行報導的外國記者帶來更多挑戰。
今年4月通過的修訂版的《反間諜法》擴大了間諜活動的定義，並禁止傳輸任何被視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信息。
一些駐華外國記者表示，他們正焦急地觀察這些變化將如何影響他們的工作，新聞自由分析人士預測，這些修改將使新聞採訪變得更加困難。
“我們很多人都擔心那是什麼以及它可能意味著什麼。目前很難說，因為還不完全清楚它意味著什麼或將如何實施，”北京的一位外國記者告訴美國之音(VOA)。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他要求匿名。
“任何形式的新聞採訪似乎都可能被解釋為違反這項法律，”這位記者補充道。
此次修訂擴大了間諜活動的定義，包括獲取“關係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數據、資料、物品”。
正如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的艾瑋昂(Cédric Alviani)所言，這“基本上意味著任何類型的信息”。
修訂後的《反間諜法》還將賦予當局對任何國籍的個人實施出境禁令的能力以及調查任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人的廣泛權力。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請美國之音（VOA）注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的聲明。毛寧在最近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將反間諜法同外國記者的採訪活動相關聯是沒有必要的。”
“中方一貫歡迎各國媒體和記者依法依規在華從事採訪報導工作，並為他們提供便利和協助，”她補充說。“只要是依法依規合法合規，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
“模糊性作為武器”
多位中國事務分析人士認為，此次修正案的顯著特徵是其模糊性。但他們表示，這在中國很常見，政府透明度從來都不是常態。
一家美國媒體北京分社社長告訴美國之音：“國家機密是什麼，這本身就一直就是國家機密。”在中國，“模糊性作為武器，已經被長期使用”。
該分社社長要求匿名，由於此話題的敏感性，雇主未授權他們接受媒體採訪。
艾瑋昂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表示，修正案的模糊將法律變成了“一項包羅萬象的規定，可以用作以任何理由拘留和監禁任何人的藉口”。
不過，為外國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的博欽律師事務所(Perkins Coie law firm)北京辦事處合夥人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認為，這些修訂不會對中國的新聞自由產生重大影響。
吉莫曼對美國之音表示：“無論是否有這些修訂，對於記者來說，環境仍然充滿挑戰。”這位律師表示，他認為修訂的內容將更多地用於鼓勵自我審查。
儘管如此，外國記者仍保持警惕。
儘管此類修訂有先例，駐華外國記者的擔憂沒有減輕。
那位駐北京的記者表示：“即使有先例，即使他們確實傾向於相當廣泛地使用自己的權力，但他們如今感到有必要把這種變化加以明示，並寫成法律，這一事實絕對令人擔憂。” “這讓我們都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對於曾擔任中國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主席的吉莫曼來說，這些修訂反映出北京方面認為對政府官方路線的任何挑戰都是對其合法性的威脅。
與此同時，他表示，北京仍然希望外國媒體寫中國的“好故事”。
“宣傳機器不明白的是，騷擾做法與其宣揚中國美好事物的最終目標適得其反，只會創造一個全新的故事情節，而這通常是負面的，”他說。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稱，中國的新聞自由環境糟糕，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9位。
外國記者經常面臨騷擾、監視，並且很難找到願意與記者交談的消息來源。
與常駐中國的外國記者交談也很難。幾名駐華外國記者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想對《反間諜法》發表評論，即使是匿名，因為這個話題非常敏感。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Yaqiu Wang）表示，中國當地記者、中間人、翻譯和其他為外國媒體提供幫助的人面臨的風險更大。
“他們通常處於最危險的境地，”她說。 “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
中國是世界上關押記者現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其中大多數是中國人，而不是外國人——這一事實凸顯了其中的風險。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者表示，他們不確定這些修訂將如何影響他們個人，以及這些修訂是否會影響他們在中國的報導方式。對於一些人來說，這種困惑已經被憂慮和焦慮所取代。
“在不確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會被視為間諜活動的情況下開展工作——這是一個非常令人不寒而慄的想法，而我們已經有過許多其他令人不寒而慄的想法，”那位分社社長說。
至於那位記者，“每個人都感到有點緊張，”他說，“但目前大多還在‘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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