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7日的晚上，手持鮮花的黃意誠來到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悼念幾天前在新疆一場公寓大火中死去的十位居民。當時正值中國“白紙運動”的高潮，當局維持了長達將近三年的新冠“清零”政策讓各地越來越多的民眾感到不滿。不少人認為新疆那場大火沒能被及時撲滅的部分責任要歸咎於烏魯木齊市當時已經執行了三個月的嚴格封城措施。
就在黃意誠來到烏魯木齊中路悼念的前一晚，這條街上發生了抗議活動。人們手持白紙，反對過於嚴格的“清零”和政府對有關“清零”討論的網絡審查。黃意誠在後來與媒體的採訪中表示，他知道前一晚的部分抗議者遭到了警察的抓捕，但認為自己應該不會有事。
然而不幸的是，他當晚也成為了被抓捕的對象，被警察帶到了一輛大巴車上。
黃意誠後來趁亂逃出了大巴車，隱姓埋名躲了起來。中國當局在“白紙運動”期間和後來抓捕和審訊了大量參與者，他們中許多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包括被關押了數月後才獲釋的曹芷馨、翟登蕊、李元婧等人。
靠著之前申請並獲得通過的簽證，黃意誠在中國躲藏了4個月後飛到了德國，目前在漢堡大學讀研究生。他告訴美國之音，逃離中國後他依然在為仍被關押的其他“白紙運動”參與者發聲，希望能夠幫助他們獲得釋放。
“從三月底到現在，我持續地在為白紙運動被捕者做活動，” 他說，“我現在也在為其他的中國的政治犯在歐洲做活動。”
媒體和評論人士常把“白紙運動”和34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抗議做對比，認為那就是當年六四學運的翻版。
黃意誠同意六四與“白紙運動”之間存在的不少相似之處，但他認為驅動“白紙運動”的一些想法其實比當年的天安門學生的訴求更加激進。
“八九年的運動的時候，它並沒有直指這個共產黨和這個最高領導人的統治。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他是比較支持這個民主運動的，”黃意誠告訴美國之音，“那麼白紙運動，它是矛頭直指最高領導層，習近平為核心的這個中共最高領導層，以及直指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從意識形態來說呢，白紙運動是比八九年的運動要更激進一些。”
當黃意誠在1996年出生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已經過去了七年。像他這樣在千禧年前後長大、關心政治的中國年輕人從未經親身歷過那場希望與心碎並存的學生運動和那個充滿思想變革的1980年代。對他們而言，六四隻是一個存在於維基百科和外國紀錄片中的歷史事件，一個被課本一帶而過、人們不敢公開討論的“禁聞”。
隨著中國當局近年來對於公民社會的不斷蠶食和持續收緊的網絡審查，這些年輕人並不看好本土草根政治運動給中國帶來民主變革的可行性。儘管如此，美國之音採訪的千禧一代們表示，六四學運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依然值得被銘記。
了解六四是他們的政治啟蒙
21歲的LilJane（化名）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學習計算機科學。他說自己12歲左右在澳大利亞旅遊的時候看到了當地法輪功學員擺出的牌子，因此知道了六四的存在。
之後的幾年裡，他通過朋友和外國網站上的信息零散地進一步了解到六四的細節。直到他閱讀了一位拍攝了六四現場照片的攝影師的文章和維基百科上的詞條才完全清楚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
“六四我是更多當做一個值得參考的歷史事件看待的，”他告訴美國之音，“它離我的時代比較近，然後他們的訴求我也能夠理解甚至有一些重合，鬥爭的對像也大致一樣，算是可以參考的'榜樣'。”
去年6月，在得知自己學校一塊六四紀念場地被看似中國留學生樣的人破壞後，LilJane一個人去幫助進行了復原。
“我個人覺得他們會破壞六四是因為他們覺得六四=反共=反中國=辱華，” 他當時在文字採訪中告訴美國之音。“這也沒辦法，這個是國內媒體和教育決定的。”
對於去年因為疫情管製而爆發的“白紙運動”，LilJane認為很多中國年輕人因此而對“政治參與”有了啟蒙。但對他來說，“白紙”與六四還是有著一個比較大的不同點。
“六四是一個建立在實現一個政治理想上的、人們自發組織的集會運動，而白紙更多是人們在當下的環境、在忍無可忍的生活狀態下組織的'反對現狀'的集會運動，” 他說，“雖然白紙運動的訴求也包含了一些和六四相似的政治理想。但是白紙運動的大部分訴求其實是很貼近實際的，比如解封，停止追責抗議者，人道抗疫。”
LilJane認為這也是為什麼當中國在去年12月初突然停止“清零”後，人們對於政治參與的熱情似乎飛速下降。
“可能下一次又遇到一個關於自己利益的事情的時候，才會再參與政治，” 他說。
在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留學的Yoyo Chan（化名）直言，靠自發的公民運動來改變中國的政治現狀的可能性極低。
“我認為只有政權內部的矛盾和解離才可以真正改變它，外部的力量往往只是看似強大，其實還是會輸給國家機器，”她說。
23歲的Chan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在“白紙運動”發生前，她一直以為自己的政治傾向在同一代中國年輕人裡幾乎是一座“孤島”。
“但白紙運動的時候看到世界各地的人都站出來，越來越多年輕的身影，政治抑鬱一下就減輕了不少，” 她說。
但Chan認為，無論是六四還是“白紙”，這些運動都沒有對當局產生實質性的威脅。當國家的暴力機器開動起來後，手無寸鐵的民眾將不得不放棄反抗。
“雖然白紙沒有見到刀槍和坦克，但也一樣有很多年輕人因此被捕或者找工作等正常生活受到影響，所以從迫害程度上來說因為白紙年輕人遭受的迫害並不小，” 她說。“當局的迫害手段只能使得年輕人更加恐懼，而勇敢的人永遠是少數，僅僅指望通過這些勇敢的少數來對威脅這個政權還是太困難了。它有一萬種手段讓我們閉嘴。”
Chan自己也因為來自當局的威脅而不得不停止在網絡上談論政治。
她說，今年2月13日，她在推特上貼出了自己和活動人士艾倫·張(Aaron Chang)在學校拉橫幅貼海報的照片，海報內容是對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批評。幾個小時後，她在山西省的父母就被當地的警察叫去談話。警察讓她的父母告訴Chan要好好讀書，不要發表政治敏感言論。
Chan說，從那時起她就不再在推特上發表批評中國當局的言論。但她說自己在線下會繼續在政治議題上發聲和行動。
Chan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16歲那年，她的高中同學告訴她，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用坦克碾死很多人”。好奇的她向家裡的一位親戚詢問網絡翻牆的方法，卻遭到了拒絕，理由是“看了那些東西”會讓她的世界觀“崩塌”。
後來她學會翻牆後在YouTube上觀看了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部長達186分鐘的紀錄片1995年在美國上映，展現了天安門學生抗議和六四血腥鎮壓的全程。
“從此以後對這個國家再也沒什麼濾鏡了，”Chan回憶第一次看完這部紀錄後的感受時說。
六四今天的意義？
《天安門》幫助了不少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中國人第一次深入了解那場悲劇。
1989年出生的瑞秋（化名）剛開始上網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搭建起網絡防火牆。她在網絡聊天室裡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之後她也看了《天安門》，並被軍人向學生開槍的畫面感到震驚。
但更讓她震驚的是，一位大學同學的父親在一次聚餐上表示支持政府的鎮壓。瑞秋生長在一個鼓勵表達自己觀點的家庭。在那場聚餐前，她一直以為，每個中國人在私下場合對政治議題應該都有自己的主見，而不是僅僅贊同官方的說法和敘事。
“自從那次聚餐後我意識到中共對於中國民眾的影響是洗腦式的，慕強、慕權的心態是會掩蓋掉人本性對於他者的共情的，”如今生活在佛羅里達州的她告訴美國之音。
瑞秋認為參與“白紙運動”的年輕人是值得敬佩的，但和其他受訪者一樣，她同樣懷疑像“白紙運動”和八九學運這樣在全國廣泛爆發但持續時間短的政治運動究竟能帶來多少影響。
“自從白紙運動後我有在思考'一個運動在中國人的主導下究竟怎樣才是可持續而不是如焰火般曇花一現的'，”她說，“從六四到白紙，即使理念在進步、平台從舉橫幅到發推特，但是似乎很多運動都缺乏持續的'後勁'，而後續也容易被斂財者利用。”
今天的年輕中國異見者大多熟悉社交媒體和前沿通訊科技的使用，但他們也面對著許多和當年的八九學生抗議者們所遇到的完全不同的挑戰。社交媒體和互聯網大大方便了線上直播和實時更新抗議活動進展，但像北京這樣的威權政府也加大了對相關科技的發展和應用，增強其數字監控民眾的能力。
今年4月，中國當局抓捕了網絡博主阮曉寰，指控他多年來通過撰寫“百餘篇造謠、誹謗的煽動性文章”試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阮曉寰的妻子貝女士表示，她的丈夫就是兩年前突然消失的知名博主“編程隨想”。“編程隨想”十多年來在自己的博客上不斷發表和分享政治、經濟、歷史類文章，批評中國政府，還傳授“翻牆”方法，提供電子書下載。他被一整代網民當作他們“政治啟蒙”的老師。
參加“白紙運動”後逃離中國、如今在柏林上學的黃意誠對六四的了解來自於自己在初中時閱讀“編程隨想”的博客。今年26歲的他承認，對他來說，六四更像是一個來自遙遠過去的歷史事件，想要和它產生個人層面上的聯繫比較困難。不過，他提出了一種應對方式：每個人重新定義六四對於自己的意義。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定義的權利。每個人都有一種定義去，每個人都可以定義我自己的六四。”他說，“比如說對於我來說，我目前定義的六四就是那個初三的那個小孩子坐在那個很大的台式電腦前面，然後用自由門翻牆，在這個編程隨想的博客上看到六四的文章，這就是我的六四，我的六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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