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34週年即將來臨之際，海外華人群體正在籌備每年例行的紀念活動。近日法國巴黎一批老一輩的民運人士與新生代青年舉辦了一場“從六四到A4”的沙龍，兩代抗爭者分享了個人參與政治抗爭的經歷。預計今年在歐洲各大城市一些參與白紙運動的青年將加入到六四紀念的行列中。
中國各地去年底爆發抗議活動，青年抗議者公開喊出“要自由”的訴求，一系列抗議活動也在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中擴散。在六四過去逾30年後的今天，中國的社會生態、經濟狀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經濟增長開始放緩，人口紅利即將消失，青年失業率上升，疫情三年積累的不滿情緒蔓延，然而，中國當局嚴苛精細的社會管控體系給抗爭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抗爭者回望六四
5月24日在巴黎舉行的“從六四到A4”沙龍上，六四參與者蔡崇國介紹了天安門屠殺的狀況以及幫助學運領袖逃離中國大陸的“黃雀行動”。來自香港的移民介紹了香港近年來的抗議，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則談到了去年由於疫情封控引發的一系列抗議活動。
生活在巴黎的藝術家蔣不在法國積極投身社會運動，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蔣不等人在巴黎組織了一場“在法華人喜迎習主席登基”抗議活動，聲援在北京四通橋抗議的彭載舟。蔣不提到最近他在法國參加反對推遲退休年齡的抗議活動，他希望海外的抗爭經驗和民主制度對中國未來轉型有所啟發。然而蔣不坦承如今中國的社會環境遠不如80年代開放，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蔣不：“跟八十年代、八九年的民運相比，我覺得那時環境可能更好一些。大家剛剛結束文革，然後很多西方的思想湧進來。就像我剛才說的，大家不滿於現狀。而且不止是青年學生，當年427大遊行上百萬北京市民把那些軍警推開。然後帶著北大的學生走上長安街，當時有一種特別高的社會廣泛支持度。有社會廣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繼續文革，然後也看到了西方，覺得西方很美好。”
蔣不接著說，“但現在不一樣，可能疫情這幾年還好，再往前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國的經濟是在高速發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是在衰落，所以就沒有一個憧憬的對象。或者很多人覺得中國這樣也不錯，經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西方確實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不是說中國的狀況我們就可以忍受了。”
蔣不表示，今天中國面臨的情況是，更多的人不覺得中國的問題非改變不可。不像八九年的時候，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會發生變動。他指出，無論是白紙運動還是現在的抗爭，都是很小的聲音，生存的空間也越來越小，即使像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那麼溫和的人，在中國社會也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
以翎是一位中國跨性別群體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請政治庇護，她現居住在一個難民營裡，她表示營地內有幾名來自中國的難民正在尋求政治庇護，有漢族人也有維吾爾人。以翎表示，她沒有聽到營地內申請政治庇護的漢族人談論政治問題，也沒有組織紀念六四的活動，很多人是出於經濟原因來到瑞士。
以翎：“據我所知，瑞士這邊現在目前中國人的群體裡面是沒有這樣的活動的，因為我也是剛出來。像天安門的紀錄片，我從高中的時候就有看。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每年想起來都越發覺得沉重。”
“真的很可惜，我感覺我們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學習和取經的。因為那個年代的人他們可以放棄所有的生活。放棄他們的所有的退路，去尋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獻出自己。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卻往往拘束於一些簡單的生活的約束，也是懼怕於目前嚴苛的政治環境，我們沒有辦法再去安全的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她說。
海外抗爭任重道遠
中國國內的白紙運動在海外中國留學生群體中引發了強烈反響，一批留學生開始形成線下組織，參加各種集會活動。在德國柏林線下抗議集會後，這些在歐洲的青年創辦了獨立雜誌《莽莽》。
然而，歐洲中國留學生群體發起的集會抗議活動一般僅限於留學生群體內部，在歐洲整個中國移民群體內影響力有限。目前歐洲的中國移民群體大多來自浙江省，以宗族、地域為紐帶，通過勞工簽證、家庭團聚、申請庇護或非法移民渠道居留歐洲國家，從事餐飲、服裝、小商品批發零售等行業，尚無跡象表明該群體參與了這類政治活動。
蔣不表示，目前這個群體在海外數量相當龐大，他們不敢關心政治，因為他們的產業、商會、同鄉會和國內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導致大家不敢不“愛國”。此外，中共對媒體的審查和滲透、中國移民對微信等中國社交平台的依賴，使很多人出現了越出國越愛國的現象。
蔣不對白紙運動後續的發展並不樂觀，但白紙運動確實在海外形成了一些共識，一些人因此敢於上街。
“白紙的時候有經歷兩場活動，一場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場有兩三百人，然後在白紙之後，我們又組織了其他的活動，好像來的人非常少，因為白紙那個氣或者那個風口過了，大家好像覺得那個憤怒已經發洩掉了。很多朋友已經回到了中國，朋友圈裡吃著火鍋唱著歌都挺高興，好像忘記了以前發生的事情。”
蔣不說，“最重要的是，大家覺得當對這個生活不滿意的時候，就是我突然覺得不安於現狀，我不能忍受現在的生活的時候，這樣才能發生變革。我覺得好像我們還沒有到那個點，或者說整個中國人對於現在的生活還沒有達到我們現在完全不滿意的那個程度。”
新生代理念不同
以翎表示，酷兒群體（Queer，性少數群體）之所以參與到白紙運動，就是因為他們屬於弱勢群體，因而更加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爭取自身權益。以翎表示，很多在國內上大學的同學畢業後選擇考公務員，為了生計最終成為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翎：“酷兒這個群體，它是一個分佈很廣泛的群體，它其實是不受階級、文化程度和經濟程度限制的，它是一個廣泛分佈的一個群體，所以說它其實具有一個普遍性。這個群體其實很龐大，但是他們又往往在社會當中處於一個不利的情況。無論是從家庭教育到社會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較強的群體在國內連生存都生存不下來。所以說其實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不只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他們更是在這個大家而承擔起改善社會環境的一份責任。”
從六四到A4的兩代人在抗爭理念上有不同之處，新生代所面臨的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際的社會環境均發生了巨變。在中國國內，當局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仍占主導地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就業困難的背景下，一些民眾出於經濟原因移民海外謀生，覺醒者為追求自由“潤”出中國，海外新生代抗爭者如何擴大影響力將是這一群體未來發展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