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一名聯邦法官11月1日星期五作出裁決，認定聯邦議會的單一民族黨領袖保琳·漢森參議員(Pauline Hanson)違反了反種族歧視法，因為漢森粗魯地告訴巴基斯坦裔的參議員梅赫琳·法魯基(Mehreen Faruqi)“滾回巴基斯坦去”。
無獨有偶，就在聯邦法院發出這項裁決的頭一天(10月31日星期四)，一群白人至上主義者在社交媒體X上發貼稱，他們在新南威爾士州北部一處神聖的原住民聖地舉行集會，貼上的照片顯示這群人舉著一面新納粹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旗幟和一條橫額，上面寫著“沃寧山屬於白人”。警方目前正在對此展開調查。
就在一週前的10月26日，在墨爾本郊區的圖拉克(Toorak),一群新納粹份子到中國領事館外舉行集會，使用種族歧視性的語言，呼籲中國引渡一名被控八月份在布里斯班向一個嬰兒潑熱咖啡的華人男子。
幾天之前(10月21日星期一)，另一群身著黑色衣服、戴著面罩的新納粹份子出現在墨爾本多克蘭斯(Docklands) 區一場聲援外來難民的集會上，他們高呼種族主義口號並揮舞攻擊性的橫幅，一時之間造成恐慌。
澳大利亞在結束了令人詬病的“白澳政策”後，像大多數移民國家一樣，積極落實族群平等與多元文化政策。但是，近年來，隨著極右翼勢力的四處蔓延，以及社會上種族歧視現象的頻仍，外界擔憂澳大利亞的種族主義有抬頭的趨勢。
澳大利亞華人遭遇種族歧視
多位澳大利亞華人對美國之音表示，曾經遭遇種族歧視。這些種族歧視不僅有肢體攻擊和言語辱罵的顯性種族歧視，還有看似無關痛癢卻給人帶來傷害的隱形種族歧視。也有受訪者表示，種族歧視在澳大利亞是極個別行為，主流社會是反對種族歧視的。澳大利亞的大學研究指出，有近76%的受訪者曾經遭遇種族歧視。專家認為，澳大利亞在反種族歧視上仍任重道遠。
來自中國廣東的林先生今年剛到墨爾本留學，他在受訪時表示：“來澳八個月，第一次大白天直接遭遇種族歧視，而且還是國慶當天的10月1日。”
他回憶說：“當時走過當地小學的路上時，看到一群學生在柵欄旁玩耍。他們中有人突然向我潑了一瓶水，整個頭髮都濕了，然後一哄而散。我當時氣不過，立刻舉中指回擊，然後他們就瘋狂喊Ching Chong。Ching Chong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貶義詞，經常被一些種族份子用來嘲弄說漢語的人、華裔甚至其他外貌類似華裔的東亞人。”
林先生表示：“後來我找到他們學校郵箱，發了投訴信，但是也沒有回覆。我其實說開了之後就沒事了，因為首先我自己沒有做任何錯事，所以不能內耗。”
人權活動人士“洞物員”也曾在X上披露，自己在國際反種族歧視日的前一天，在澳大利亞的公車上，遭遇白人種族主義者的攻擊，她的腿和心臟因為攻擊和恐嚇而受到傷害。
旅澳多年的李先生受訪時表示：“我搭乘大眾運輸從來都是老實刷票，但是有一次搭乘公車，刷卡上車後，找了個中間的位置坐下來沒多久，兩個躲在後面的查票人員，直直走到我面前，說要查我的票。我就納悶了，車上這麼多人，為甚麼不查別人，就查我一個黃種人。我就跟他們說，你們查票要有查票的規矩，不能胡來，你們如果懷著種族主義的心態去選擇性查票，我是決對不能配合你們的，我有沒有刷票，你們車上有監控而且也是當著這麼多人面。 ”
李先生略顯激動地說：“我感覺自己受到了極大的羞辱，就是不給他們查，他們中一人竟對我耳語威脅，不配合就叫警察來抓我。我在這裡真沒見過這麼粗魯無禮的人，這不是種族歧視是甚麼？”
根據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大學今年7月發表的《了解維多利亞州遭受種族歧視者的舉報障礙和支持需求》報告，76% 的受訪者(或他們照顧的人)在澳大利亞經歷過種族歧視；其中三份之二的人在過去12 個月內經歷過種族歧視，最常見的是在工作場所(57%)、購物中心/商店(50%)、公共交通(38%)和其他公共場所(37%)或網路(35%)。
主導報告的維多利亞大學副教授馬裡奧·佩克（Mario Peucker）對美國之音表示：“該研究由維多利亞州屬機構資助，重點研究維多利亞州的情況。據我所知，澳大利亞全國範圍內沒有這樣的研究。 我猜想，它應該與澳大利亞各地的調查結果非常相似。”
微妙的種族主義
除了肢體攻擊和言語辱罵這樣的顯性種族歧視，也有受訪者表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隱形歧視越來越普遍。
在墨爾本留學的孔女士受訪時表示：“在大街上走，曾經被大齡白男超大力地推開；去超市購物結完賬後被要求開包檢查，展示每一樣物品；投遞簡歷杳無音迅，有人做一個試驗將簡歷名字改成英文名和姓，其他內容不變，英文版收到了回覆。”
她無奈地表示：“隱形歧視大多時候不會直接地表現出來，會被偽善覆蓋掉。雖然說是呼籲不要歧視，但是真發生時沒辦法追究。我經歷過這些之後發現很難改變甚麼，只能說遠離，也很難去走法律程序制裁那些種族歧視者”。
佩克教授指出：“我們經常聽到的日常種族主義，大衆有時稱之為微暴力。我不喜歡稱之為微暴力，聽起來很微不足道，好像也沒有造成傷害。但調查中，大衆向我們報告的最常見的種族主義是微妙的種族主義，例如'你的英語真的很好'，這種小事非常微妙。”
“有人說，澳大利亞的種族主義比過去更加微妙，但可能不再表現在臉上了。問題是沒有法律，你對這種難以證明的微妙種族主義無能為力，這樣做並不違法。但它仍然傷害了很多人，” 佩克補充道。
關於言論自由和微妙種族主義的邊界問題，佩克教授認為：“言論自由並不意味著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它總是有邊界的。侮辱、辱罵、口頭騷擾都是違法的。在許多情況下，言論自由是可以的，只要你不違反其他規則和法律。”
他還表示：“我認為許多發表種族主義言論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如果我們與人們合作，解釋如何就種族主義進行公開對話。他們可能會停止這樣做。”
遭遇種族歧視後的救濟途徑
維多利亞大學的報告指出：“在受訪者中，只有不到 16% 的人向組織或社區團體舉報種族主義事件。舉報者主要向事件發生的組織或維多利亞州警方舉報。不舉報的原因往往是相互關聯且相互強化的。其中包括絕望感(甚麼都不會改變；91%)、認為舉報太難(83%)、擔心不被認真對待(83%)、擔心負面後果(76%)或不知道在哪裡舉報(75% )。 ”
澳大利亞人權理事會的資深調查專員麗貝卡·龔(Rebecca Gieng) 電郵回覆記者提問時表示：“人權理事會採用爭議解決程序，旨在促進雙方就指控進行討論，並根據雙方樂於接受的條款找到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案。因此，人權理事會就解決方案達成的任何協議都需要雙方同意。”
“對於非法歧視的索賠，我們無權確定是否存在歧視，也不能下達命令(例如發出罰單)。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那麼我們的程序就結束了。如果案件終止，投訴人可以選擇向聯邦法院或聯邦巡迴法院和家庭法院進一步追究此事，” 麗貝卡·龔說。
在澳大利亞執業的遲律師受訪時說：“在街上遇到種族主義辱罵，不知道對方是誰的話，維權就比較困難。如果在工作場合或仲介租房對你有歧視，你知道他是誰，能夠找到他，這樣起訴到當地的VCAT（維多利亞州民事及行政仲裁法庭）是沒問題的，就可以handle（處理）。一般訴求包括賠禮道歉，如果有經濟損失能證明也可以申請。 ”
遲律師表示：“VACT屬於Tribunal（仲裁機構） ,能幫你快速解決這個事，結果也是有執行力的。如果是政府公共部門涉嫌種族歧視，依然是起訴，然後往下走這個程序。處理週期不會很長，平均幾個月的時間，要看案件狀況才能決定勝訴可能性。”
根據麗貝卡·龔披露，“如果我們嘗試調解，那麼過去5年的平均調解率為63%(2023-24 年為56%)。需要注意的是，問題是否解決將取決於雙方，可能需要雙方做出一些妥協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在澳大利亞人權理事會發布的《2022-23年度報告》中提到，2022-23年度，理事會共收到14,984份問詢，其中種族歧視，包括種族仇恨佔9%。 2022-23年間，理事會收到2,562起投訴，其中19% 的投訴是根據《種族歧視法》提出的。在就業方面，這佔《種族歧視法》投訴的36%。在商品和服務方面，這佔《種族歧視法》投訴的42%。 」
種族主義行為的背後
近年來，澳大利亞種族主義行為的多發，也引發大衆反思這種行為背後的原因。有受訪者表示，種族歧視不是普遍現象，很多時候不得主流社會人心。另有受訪者認為，種族歧視背後也與個人經驗、社會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旅居墨爾本的中國民主活動人士高健先生受訪時表示：“借潑嬰事件發表種族言論的行為不合適，那是極右派的少數人行為，我覺得澳洲主流社會大部分人不會接受他們這種行為的。”
“在澳洲走極端的種族歧視現象，大部分我接觸看到的，第一是失業人員，第二年輕人比較多。這些人中學都沒有讀完，在社會上晃蕩晃蕩，本身就是不良少年，警察經常光顧他們家。有些人一看到亞洲人，就動粗，說‘滾回去’甚麼的，” 高健說。
高先生還舉例：“曾經當地有幾個年輕人要組織遊行，把亞洲人趕回自己的國家去，申請人只有十幾個人，最後反對的人有幾萬人。他們當時在當地議會申請的，結果當地馬路上全部都是反對他們的，而且反對他們的都是澳洲人，當初還沒有一個中國人。我從來不擔心澳洲會掀起排外的思潮，我覺得澳洲人還是很包容的。”
留學生孔女士指出：“我發現一般來說種族歧視者他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一來就是歲數比較大，對中國還停留在無數年之前的印像中。”
另一位來澳5年多，一直從事外送工作的外帶小哥受訪時表示：“澳大利亞會有各種各樣的人，中國也是一樣，種族歧視的行為都會有，不是澳大利亞獨有。澳大利亞現在到處是中國人，好像全世界都是中國人。現在經濟不是很好，到了飯點時間也沒啥單。工作也不太好找，有些當地人覺得中國人搶了他們的工作，對中國人不太友善。 ”
雪梨科技大學的馮崇義教授指出：“澳大利亞當然有種族主義，特別是白人至上者，有這麼一群人。但是澳大利亞從制度上講，它是沒有制度性的或結構性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是政治不正確，而且是非法的東西，所以需要分成兩個層次。個別的，某個群體有這種概念，但不是佔主導的，也不是制度性的和結構性的，首先要對澳大利亞的種族主義有一個基本的定位。 ”
“澳大利亞本身也是移民國家，當白澳政策結束後，現在對原住民和亞洲人，很自覺地有意識地去壓制種族主義這一塊，”馮崇義補充說。
馮崇義繼續表示：“第二方面，反種族主義經常被中國政府利用，就是把對中國政府的專制行為，違反人權行為的批評，把它硬說成是種族主義的行為。這個政府不代表中國人，這個要有一個明確的區分，要避免中國政府炒作這個話題。”
反種族主義依然任重道遠
不過，維多利亞大學的佩克教授指出，“種族主義仍然是系統性的、制度性的和結構性的。我們在處理這些結構性因素方面做得還不夠好。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很難利用教育和其他工具來解決種族主義的制度性行為。”
佩克表示：“我們過去的反種族主義工作不是很有針對性。我們從社區得到的建議是，我們需要更多更具體的反種族主義工作。針對當地的情況，根據種族主義的程度來製定計劃。
例如，如果購物中心發生種族主義，那麼那裡的經理就要採取行動。我們必須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反種族主義工作，這通常著重於當地的具體情況，並與社區合作解決這個問題。 ”
“因此，必須在學校和工作場所開展教育，談論種族主義，談論它多麼有害。他們這樣做得併不多。這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並不常見，他們仍然迴避討論種族主義到底是什麼，以及受影響的人的感受。這是我們沒有解決的問題。 ” 佩克說。
佩克也分享，他們的團隊目前在當地建立了3個社區網絡，與議會合作，培訓他們的員工和其他能夠提供支持的社區組織。當社區中的某個人受到種族歧視，他們可以提供支持服務和建議。 “我們還有一些事情要做。推廣服務需要一段時間。我們正在積極努力，” 他說。
佩克教授認為：“這項法律(澳大利亞反種族歧視法律)很難實施，與其他國家相比，澳大利亞對種族主義的打擊並不強有力。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受害者)很難證明受到種族歧視，很難上法庭，費用昂貴，需要很多時間，這個過程也需要使其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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