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9月21號)出席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代表大會，並發表上任以來的首次聯大講話。
他在以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擊敗新冠病毒為重點的基礎上，強調反對“為追求赤裸裸的政治權力而踐踏和扭曲人類普世原則”的行為。
同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在預錄視頻講話中，反復強調對全人類共同命運的關注，並稱“文明有不同的形式”。
有分析說，拜登的盟友合作思路已經告別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不過，他沒有偏離與中共之間的界線。那麼，拜登本次演說中提到的哪些關鍵點直指北京政府？他強調的“美國並不尋求新冷戰”，對中共來說意味著什麼？
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王維正認為，拜登借聯大發言告訴中國，美中處於競爭而非新冷戰的對峙關係，同時也告訴聯合國成員國所謂的“新冷戰”並不存在。
他說：“在我看來這段話有兩個對象，一個是對聯合國大部分會員國；另一個對像他沒有提名字，但顯然就是中國。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國跟中國的關係不睦，事實上已經到了建交四十多年來的最低點。美國提出了很多問題，中國一概是說美國採取的是一個新冷戰的心態。所以這番話雖然沒有指明，但是講給中國聽。就是說我要跟你在各方面有活力的競爭，但不是新冷戰。另外一個講給全體聯合國會員國，為什麼這樣講？聯合國1945年成立，是戰後五大強權，中、美、英、法、蘇成立的。當初成立的時候有一個很崇高的宗旨，但是很不幸，那時候人類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不到四年時間就變成了冷戰，美蘇強烈對峙。所以未來40幾年，聯合國可以說基本上是一無建樹。所以從1945年到1991年，是一無建樹。1991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聯合國才真正能夠對人類集體的一些考驗提出一些貢獻。所以拜登總統演說中提到美國重新回來了，要重新領導的話，當然不能再講我們在充斥著新的冷戰。因為這會讓那些會員國想起過去那段不愉快的經驗。”
拜登說：“世界上的主要大國都有責任謹慎管理自己的關係，以避免從負責任的競爭中跌倒。”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分析認為，拜登希望大家都必須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來競爭，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避免衝突是拜登對美中之間競爭提出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但如果雙方相互誤解，衝突走火恐怕在所難免。
他說：“這裡‘負責任的競爭’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是指大家都必須按照一定的遊戲規則來競爭。但我覺得這個本身好像有點不現實。正是因為中國不喜歡按照遊戲規則來競爭，所以從這點來說，我想只能算是聯合國這樣場合中的一種期待，但是很難說是比較符合現實。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拜登在他的全篇發言中都強調了一個主題，就是我們現在是處在跟中國的競爭階段。這個競爭需要時間，美國自己也需要時間，美國必須進入一個再建設期。對這樣一段時間來說，它必須要有一個和平的環境。所以從這點來說，避免衝突是拜登對競爭提出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在競爭中經常會產生一種現象，就是雙方對對方的信息理解不同，解釋不同，這樣就很容易走火。拜登這段話的意思主要還是說我們要避免走火。這個信息是不是會傳達到中國領導人那邊？這是個大的問號。因為如果拜登在這方面顯示了太喜歡講和平的話，那麼可能就會給中國提供了錯誤的信息。比如現在美國不想打仗，特別是在阿富汗撤軍之後，一點都不想打仗，需要和平時期。但是我們能不能趁這個時間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如果是這樣一個錯誤理解，走火又是不可避免的。”
拜登表示，“我們將捍衛我們的盟友跟朋友，反對強國武力改變領土、經濟脅迫、技術剝削或虛假信息來支配弱國的企圖。”美國艾德菲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王維正認為，拜登的這一表態已經十分明確地劃下敵與友的界限。
他說：“中國近幾年來利用開放社會的一個弱點對很多國家進行所謂的‘銳實力’，就是乾涉對方的內政，比如說選舉、收買政客等等。民主國家一開始並沒有警覺，但現在這些國家都有警覺，包括紐西蘭、澳大利亞，包括台灣、包括越南、包括菲律賓等等。明明有海洋法公約，但是中國不管，它在南海吹沙造陸，造成既成事實，嚴重影響國際間航運自由。所以從很多角度來講，拜登不但要領導，而且他要跟前任做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說他要領導他的盟友，不但是朋友還有夥伴。那很顯然這個朋友和夥伴不包括中國。所以不用講也知道，這個界限已經劃出來了。”
拜登說，“我們正在開啟一個激烈外交的新時代；一個利用我們的發展援助來投資於提升世界人民新方式的時代；一個更新和捍衛民主的時代”。
歐洲亞洲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張俊華分析認為，拜登的此番講話體現出，在北京違背了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承諾，以及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後塔利班捲土重來的背景下，西方國家認為民主制度遇到了重大挫折。但與此同時，威權專制政權利用高科技手段維護統治，這也給民主的推動帶來了新的挑戰。
他說：“新的時代還體現在，現在面臨的威權主義跟以前蘇聯時期的專制制度有類似也有不同。所謂不同就是說，以新的技術、新的方式來對民主制度提出挑戰。從這一點上來說是和以前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對拜登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怎麼來應對威權制度，怎麼來應對數碼化的威權制度對民主制度的挑戰。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