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年裡受到反复打壓的中國互聯網平台經濟近來似乎再度受到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寵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在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看來，人們需要從更廣闊的視角觀察評價中共政府對中國平台經濟的舉措。
在過去幾年裡，中國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規，對阿里巴巴、騰訊、教培產業等平台經濟實體的運營和盈利造成明顯的乃至嚴重的影響。然而近幾個月來，平台經濟似乎又成為政府的寵兒。“北京市擬出台17條措施支持平台經濟發展”、“重慶擬出台優惠政策支持平台經濟發展”之類的標題不斷出現在官方媒體上。
在許多批評者看來，中共政府對平台經濟舉措的其典型的蠻乾和抽風表現。但多年研究中國數碼技術政策的荷蘭萊頓大學學者克里默斯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中國當局對平台經濟的整頓舉措是它謀求中國經濟轉型大試驗的一部分。克里默斯所表達的是他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中國技術平台公司市值大跌不全是當局導致的
金哲問：在過去幾年裡，中國的技術平台公司被認為是因政府當局的打壓措施而市值蒸發了大約一萬五千億美元。這個數字對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小數字。你如何看這種市值消滅？是笨手笨腳導致的錯誤？經濟管理不善？為了達到一個好的目的造成的附帶性損害，還是什麼呢？
克里默斯答：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中國的技術平台公司市值在過去的兩年半里損失相當大。我們確實是需要在觀察這一現象的時候看看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怎麼回事。在過去的幾年裡，大多數技術公司市價都大大下跌，其原因跟中國政府的所作所為沒有任何關係。比如說現在我看到（社交媒體Facebook的母公司）META的股價是170美元，比它在2021年12月高峰時下跌了一半還多。假如中國的技術平台公司的股市價格表現跟Facebook一樣，那麼它們市值損失一半也是符合邏輯的。
中國的技術平台產業情況也差不多，甚至在中國政府還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它們就行情下跌。因此我們要小心謹慎一點，不要把這種情況全部怪罪於中國政府。
與此同時，眼下很清楚的是，中國政府所提出的管理措施引入了一種長久性的新的管理模式。我認為，這種模式長久性地壓抑了這些公司的潛在的盈利能力，因為這種模式給這些公司封了頂，有一些事情這些公司不能再做了。
另外，這種模式也推出了數據安全的規定，增加了合規的成本。比如說，要求公司派出更多人來進行合規工作，從事數據保護審核。有關競爭的規定也意味著在一個競爭的市場上，經濟規律幾乎可以保證你的盈利邊際會收窄，盈利會減少。假如我們認為股價是跟未來盈利能力的預期直接相關，那麼現在就很清楚中國政府降低了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而這對股價產生了影響。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這麼做，中國政府是不是亂來搞破壞？或者是這麼做背後有什麼別的動機？我想可能這些因素都沾一些邊，但一直有一些政治傳聞說，習近平之所以要阻止螞蟻金服上市是因為螞蟻集團很多人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人馬，他們參與了這場交易。這種傳聞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不管它真假，總之都是一面之詞。
中國的平台經濟與中國的經濟轉型
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說這些公司除了少數例外，都是在美國股市上市。這就意味著大多數的股東不太可能是中國大陸的人。換句話說，這些公司的市值消滅是發生在中國境外，而這種情況對北京的當權者來說從政治上講無關緊要，反正是外國的股東，損失也就損失了。
那麼，這種市值消滅是一個錯誤還是管理不善？這就要看你想要什麼，或者要看你如何理解什麼是良治。我們在西方認為平台經濟是創新的典範，我們簡直把那些經營平台經濟的人如馬斯克、扎克伯格視為神。
說到這裡，我們就說到了所謂的為了良好的目的而出現的附帶性損害了。
中國政府不一定把平台經濟視為創新的範本。中國政府把平台技術公司視為可能有用，而技術平台公司也確實是做了很多中國政府所喜歡的事，在很多時候它們也是政府的數據服務承包商。但從北京的觀點來看，這些平台公司所做的生意無非就是勸說人們購買。比如說，在淘寶上再買兩件T恤衫。在北京看來，這種生意不是對中國國家發展的長久性貢獻，從總體上來說不會使經濟更有效，更多產，更有創新。
中國政府目前所做的整頓基本上就是讓這些大平台公司變成更好的企業公民，使這些公司更積極主動，不僅是經營自己的買賣，而且也要支持中國政府的創新議程，這種議程主旨是提升更新傳統的製造業和農業。
對中國平台經濟整頓是否是倒退
問：你認為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對中國的平台公司採取的種種措施是一種整頓。對一些見過過去幾十年中國共產黨當局進行的很多整頓並擔心這次最新的整頓是一種倒退的觀察者，你要說什麼呢？
答：我要說，只有在你相信世界正在進步，正在向某一個特定目標前進的時候，倒退這個詞才適用。作為一個分析家，我不認為這個詞有多少用處。
現在很清楚的是，中國政府推出的很多新的規定都是互聯網開始普及以來中國共產黨想做的事情，這就是控制互聯網，包括控制創作和分發內容的技術發展。很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黨並不認同西方國家對言論自由的認知和期望。實際情況就是這樣。
中國目前的這種整頓在其他方面跟歐洲聯盟所做的事情實際是一致的。比如在競爭法方面，比如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其原因是，美國實際上是在這方面不合群的。美國不認為政府應當在經濟的過程中，包括在平台經濟過程中發揮一種管理的角色。而歐盟國家現在已經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性管理框架，其中包括涉及消費者的新規定，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還包括涉及數碼市場服務的法律，以便更好地規範制約平台經濟的種種過份行為。而這也是中國正在做的事情。
如何管理規範平台經濟過分行為難以一概而論
問：你先前提到了平台經濟的種種過分行為，現在似乎世界各國都有很多人在談論這種過分行為。你認為在製約這種過分行為方面，是中國這樣的國家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做得更好？
答：要是把這個問題歸結為我們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哪邊能做得更好，我會遲疑。因為我們只要看一看歐洲聯盟和美國在管理規範市場方面就可以知道，歐盟和中國要走得更近。因此，即使是西方國家也不存在一個單一的管理文化把它們聯合起來。
我還要說，市場過份現象的定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某一國家內部的政治考量來決定的。假如你看一看加密貨幣，中國政府現在是完全取締加密貨幣。中國這麼做有好幾個原因。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挖掘國，挖掘加密貨幣要消耗大量的電力。而中國本來就缺乏電力，這導致供電不足。
因此，在北京看來這種作法要不得。而且，挖掘加密貨幣對中國社會的總體福祉沒有多少貢獻。你知道這就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取締這種挖礦行為。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這就是，中國政府通常對任何看起來太像投機的行為都是感到非常不安的。因為中國政府感覺（不管它是否有道理），假如事情弄糟了，它要擔負更多的責任。
我們不要忘記就在幾年之前中國出現過一個非常大的金融技術問題，當時P2P借貸產業崩潰，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教訓。這就是不能輕易地鼓勵人們去參與金融投機。但這不屬於美國的管理文化。
這就是說，有的社會有能力或者有意願容忍某些特定的風險，但其它的社會可能不想容忍。說完這些我也要說，假如這場整頓顯示了什麼的話，那就是中國政府要比我所知道的任何西方國家政府更主動。中國政府不認為數碼技術、民眾大規模的採用移動通訊設備以及平台商業模式的擴散完全是一種好事，而我們西方國家總是認為技術好的。我們是非常技術樂觀的。中國政府對技術則持有更為懷疑的態度。
中共正在以平台經濟進行一場大試驗
問：就整頓平台經濟而言，你如何看中國共產黨的總體社會和經濟政策？
答：這是一個很有用的問題，可以讓我們探討中國政府對平台經濟進行整頓的更廣闊的背景，這就是，在2019年中國共產黨就得出結論認為，要把它的重心或至少是把它的政治關注重點從GDP增長轉移。自從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來，中共的關注點一直是GDP增長，這導致了一種非常不平衡的經濟增長。
因此，在中共十九大上，在“新時期” 這個意識形態的名號之下，中共決定要使GDP增長平衡，更加註重其它一些它認為是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環境保護。最近，它又提出所謂的共同富裕，儘管我們現在不知道共同富裕是什麼意思。但我們知道中國政府做出了決定，這就是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價謀求GDP增長，而是謀求一種新的東西。
我現在想提出的觀點是，我們在過去的兩年半里在中國的平台經濟上所看到的是這個新思路的一個首次大試驗。這個新思路所涉及的是，假如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價追求GDP增長，那就是確保勞工在零工經濟中有更好的工作條件，確保依賴大網絡平台公司的第三方商家也能從這些平台獲得有吸引力的收入，而不是們它的收入被這些平台公司全給吸走。
從更廣闊的意義上來說，我們正在看到中國政府試圖應對一種難以置信的困難轉型，這就是從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模式轉型。這種模式正在受到壓力，中國不能夠靠著為全世界製造產品而變成一個它想變成的富裕國家，因此中國必須轉入有更高收入的經濟活動。而中國這麼做的時候，它所擁有的外部環境要比它在1990年代初這種模式確立的時候更為惡劣。
我認為北京相當清楚需要做什麼樣的經濟轉型。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轉型要想做得對，其挑戰性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因此北京的想法是，在這種轉型期間我們不會容忍那些不顧黨中央所說的大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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