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中國當局聲言要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並為此投下重金。然而，在德國德累斯頓齊陶國際學院教授艾麗西亞·亨尼格（Alicia Hennig）看來，由於學術自由環境日趨惡化，至少就社會科學而言，中國的大學研究與教學與世界一流乃至最基礎的國際標準相距甚遠，或漸行漸遠，許多中國大學的官僚管理機構完全不理解國際學術標準是怎麼回事。
為了打造所謂的世界一流的大學，中國政府對所謂的重點大學投入了巨大的資金。中國各個大學的大樓，即使是非重點大學的大樓也是又多又亮眼。然而，中國大學的整體教學水平和學術研究水平卻跟世界一流或二流大學相距甚遠。
2021年12月，亨尼格在德國學術雜誌《研究與教學》（ Forschung & Lehre）上發表了她與另一位仍在中國任教的同行合寫的報告，以他們在中國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的親身經歷展示說明了中國大學世界一流如何漸行漸遠的實況。
亨尼格指出，管理中國大學的官僚機構和官僚對學術研究和學術發表茫然無知，有權任性，強行規定發表論文的不切實際的指標，迫使從事教學和研究的人在一定時間內在規定級別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規定數目的論文，從而導致粗製濫造成為保住職位的必由之路。
亨尼格以她曾任教其中的南京一所大學為例說，那所大學的官僚顯然不知道，對以國際學術標準和西方學術界為根基的西方學者來說，為了滿足硬性的論文發表數量指標而粗製濫造是大忌，會損害他們的名聲和前途。她指出，論文粗製濫造是中國大學的普遍現象，以至於連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都覺得這是嚴重問題。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二部分。為了清晰和篇幅，記錄編輯時有縮略。亨尼格所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官僚完全不解國際學術標準
金哲問：顯然你是受夠了教學合同中的那些不現實的目標，以及相關規定如你三分之一的工資跟達到在足夠高級別的國際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這種不可行的出版目標掛鉤。假如你是一個中國教授，假如你需要保住你的工作，你認為你能如何達成這些指標保住工作同時又不欺詐？
亨尼格答：南京那所大學給我的合同裡規定的論文出版指標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為你不可能在三年裡發表那麼多的論文卻又不損害你的聲譽。實際上你能在規定的時間內發表那麼多的論文唯一的途徑是在非常低檔的出版物上發表，也就是在那些人們不看的雜誌上發表。我不想那麼做，因為我不想損害我的名聲（從而損害了我自己在中國境外的前途）。
但南京那所大學合同要求我的論文要發表在國際間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系統中有檔次的期刊上。對我來說，這種要求是不合情理的，因為它不考慮論文質量（即在短時間內無法打造出高質量的論文，而高質量的學術雜誌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審核發表來自一個人的那麼多的論文）。
就一般的大學僱用合同而言，只有你是專門做研究才會有這種硬性的發表指標。假如也有教學工作，這種論文發表指標的規定就是非常不現實的了。
此外，他們對你的論文發表還提出要求，比如，你必須是第一作者。這也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要求。因為你通常是跟他人合作，你怎麼能夠要求你總是第一作者？
發表論文沒法欺詐，因為出版物是大家都可以讀到的。大學或任何人都可以查證你是否寫了並發表了某一篇論文。大學的人可以上網，上出版物的平台去查證。
（為了完成論文發表指標）你還可做的事情嚴格地說也不能說是欺詐，那就是找人跟你合作，你出錢找人給你寫論文。我們知道有所謂的論文作坊的報導。在中國有必須發表論文的強大壓力，捉刀代筆的行業就應運而生。
你可以出錢找人給你寫論文然後以你和你大學的名義發表。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奏效的蒙混過關的途徑。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途徑可以讓他們完成論文發表指標。
國際標準重質量而非數量 中國反之
問：你如何看那些在合同中訂立在這些不可行、不現實的目標的人？他們是一幫碰巧有權力的傻瓜，還是施虐狂？或者，中國的大學（至少是你任教的兩個大學）基本上是個笑話，是卡夫卡荒誕小說裡所描寫的城堡？
答：這可真是個好問題。我的意思是，我過去確實是多次認為他們是一幫蠢貨。但這麼想並不解決問題而只是情緒化的反應。
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工作的時候，我沒有那種不近人情不現實的工作指標問題。我在那裡要教兩門課，雖然課業很重，但我沒有發表論文的壓力。在哈工大深圳校區，我要說那裡的一切要求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到了南京那所大學，我就清楚地看到了大學管理部門不切實際。他們重數量不重質量。
這是典型的中國大學的作法。它們以為你論文發表得越多你就越優秀，但是在美歐國家不是這樣。它們認為學術人不應該這樣，並不是你發表的論文越多你就越優秀，反倒會認為你發表的太多，你用數量犧牲了質量，數量太多質量就不會太高。
這種道理中國的大學當時不理解，現在是否理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習近平也批評重數量不重質量。我想我是在去年看到這種報導的，說是他（習）想改變那種系統性的數量執迷。
另一個問題是，南京那所大學不懂得僱用外國教師意味著什麼。外國教師不會永久的留在中國的體制內。對我們外國教師來說，到那裡去工作只是我們全球性職業生涯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到中國工作，也可以繼續到其他國家工作或者是返回我們自己的國家去工作。
這就意味著我們要確保我們到別的地方去也是夠檔次的。我們必須要學習如何按照國際標准進行教學，我們也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論文發表的良好記錄，也就是要講究質量而不是講數量。
我覺得中國某些大學管理部門仍然持有的有關論文發表的一些想法尤其導致數量和質量產生衝突......它們不理解真正有國際性的大學的運作方式，而是那些中國大的運作方式非常富有中國特色。外國教師在那裡工作面臨困難，因為他們不被認為是外國人。我認為這是成問題的。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樣，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他們也有僱用合同，要求教師爭取研究資金。但是我們作為外國人拿不到這樣的資金，他們也就算了，就不再要求了。因為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外國教師的比例已經相當高了，雖然不如復旦大學、交通大學那麼高，但他們已經了解了國際標準，外國教師是怎麼回事。但是在南京那所大學就是另一種情況了。
我可以這麼回答你的問題：我不認為那些提出不可行、不現實的論文發表指標的人是一幫蠢貨。不錯，他們顯然是不想聽外國教師的意見。與此同時，他們有權力來按照他們認為是適當的標準來制訂合同。我認為他們只是不切實際。
問：你寫道：“(在中國大學裡)研究也受到同樣的監控。學術報告會要事先受到意識形態審查。學術論文的發表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論文出版發表要經過政治審查，剔除可能違反中共說法的內容。”你在中國期間的研究和學術報告理應就是這麼做的。現在你離開了中國，你如何看、如何估價你在中國大學任教期間的研究和學術報告呢？
答：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必須說，我發表的那篇關於在中國大學工作情況的報告我是跟一個同事合寫的。報告最初是用德語撰寫並發表的。
我在2020年離開中國，也就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中國大爆發前後。但是我那個同事仍然留在中國，因此感受到了日益增加的限制。但我在的時候還沒有這種體驗。我寫的報告的這一部分說的主要是我的同事的情況。我那位（因目前仍在中國不得不匿名跟我合寫報告的）同事目擊了日益增加的限制。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在中國的時候，我研究中國的哲學，尤其是道教，以及我們可以如何尋找我們的原則，以及在商業倫理中的道教美德。因此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非常敏感的課題可以跟中國政治有衝突，於是我就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