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大學日益官僚化的狀況招致大學教師、學生以及學生家人的普遍抱怨。自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在將近10年前上台以來，大學官僚化加上強力的政治化更是令大學師生苦不堪言，敢怒不敢言。德國德累斯頓齊陶國際學院教授艾麗西亞·亨尼格（Alicia Hennig）則說，她在當今中國大學跟官僚和官僚機構打交道的經歷跟荒誕派小說家卡夫卡小說所描寫的噩夢有一拼。
從2015年9月到2021年4月，亨尼格分別在中國深圳和南京一所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將近5年。 2021年12月，她在德國學術雜誌《研究與教學》（ Forschung & Lehre）上發表了她與另一位仍在中國任教的同事合寫的報告，講述了他們在中國教學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之際，她用了 “Kafkaesque（卡夫卡式的）” 這個形容詞形容了她在中國的經歷。在英語世界，這個源於德語荒誕派小說大師卡夫卡名字的形容詞的通行簡單解釋是，“令人想起弗蘭茲·卡夫卡小說世界的那種令人感到壓抑和噩夢般的特質的”。
在亨尼格看來，她在中國所經歷的最讓她感到無助和絕望的卡夫卡式體驗包括她在南京那所大學要求她在三年內發表四篇論文，同時還要申請到20萬美元的國家研究資金；大學當局明知她作為外國人不能在參與這樣的國家級研究資金申請，於是轉而要求她加倍發表論文。然而，儘管她竭力向大學當局說明三年內在有檔次的研究雜誌上發表八篇論文是不可能的，但當局拒絕考慮她的意見。
此外，她在南京那所大學任職期間到國外參加兩次重要的學術會議，儘管她事先提出了申請並獲得了批准，但在申請3700歐元的與會費用報銷的時候，該大學卻拒絕予以報銷，理由是她在國外時間停留過長，儘管她的合同規定她可以在國外逗留180天。
中國自1970年代末開始實行所謂的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已經40多年過去。但在亨尼格看來，中國的大學在明顯走向封閉，大學管理當局的官僚對錶達自由和學術自由的概念完全陌生。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記錄的第一部分。亨尼格所表達的是她的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一個中國 物是人非
金哲問：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到中國去教書的呢？在你去中國之前，難道就沒聽說過或讀過相關的新聞報道，不了解中國的學術自由或表達自由的狀況有多麼糟嗎？
亨尼格答：哎呀，我想這種事讓外人看來肯定是離奇古怪的，我得要多花點時間解釋。
我對中國是有了解的，但我多次到中國去工作的動機是非常不同的。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在2005年。那時候的中國跟2013年之後的中國大不相同。我先前去中國是經商。後來好多次去中國都是從商。我是作為實習生在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去中國，幾乎年年去中國。先是為中國公司工作，然後為德國跨國公司工作。我在2010年和2012年又返回中國，在中國進行了更廣泛的旅行。
在商界，我感覺中國很刺激人的想像力，因為中國人非常務實，對任何事情都有解決的辦法。他們對種種事情持積極的態度，跟我的國家德國迥然不同。我覺得中國很讓人感覺想像力飛升。我每年都要去中國，我在那兒總是感覺很愉快。 2015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我一開始是想進入商界，我根本沒有考慮從事學術職業。
我向一些德國的商業企業投遞工作申請，向大公司投遞工作申請。我在讀博期間已經有為它們工作的經驗。我讀博期間的一位教授得到中國大學招聘外國教師的信息就跟我說，艾麗西婭，你想不想到中國一個大學去工作呀？
我當時正想在中國多呆一些時間，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呆一兩個月在那兒做實習生。就這樣，我就得到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任教的職位。
那時候我才知道，中國學術界的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日子很難過。我必須理解我當時的工作跟在此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樣，這種局面使我先前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大大受損。我意識到那完全是個不同的世界了。
就對學術自由的實際限制而言，我先是在即將離開哈工大深圳校區時聽說了要在教室裡安裝監控攝像頭。幾個月後我返回中國到南京那所大學工作的時候，我知道教室裡已經有了監控攝像頭。但我還是想繼續在中國工作。我當時正在研究中國的哲學。那時候我已經不用教學了。否則的話，我也不會去那裡工作。
言論管制跨國界令人咂舌
問：為了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任教，該大學要求你簽署一份協議承諾不談論台灣和“一個中國政策”，即使是你到國外參加會議也不能談論。你是如何應對這樣的要求的？
答：我當時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有一個外國同事，我們倆當時都要簽署這份協議。我們倆看到這個（完全無視基本的表達自由的）條款都很吃驚，心想，這是什麼玩意兒哪。因為我們都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後來我們決定採用中國人的辦法，作為手續簽署它但是不理它，因為沒有人控制我們。對我們來說，它就是奇葩的官樣文章。就我個人而言，我從來沒有在實際遇中到一種情況要我必須討論一個中國政策。但即使是我要討論這樣的話題，那協議對我來說也是無效的。
後來到南京那所大學工作，我就不得不自我審查了。我知道他們監控我在我的社交媒體領英帳號發表的言論動態。我也曾經有一次得到系主任發給我的信息，要我刪除我在我的領英帳號上的一個貼子。我問他，是不是因為涉及一個中國的政策？他說，就是；因為我把香港和台灣跟中國分開提出。我說好吧，接著就把那個帖刪除了。
因為假如我不刪除，他就會有問題。他只是在一個大的官僚機構組織中的一個人，我不想讓他為此受難受苦。因為我覺得他不應為此受苦。
我可以看到自我審查大大增加。自從我到南京那所大學任職以來，我就沒有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任何對中國的批評性言論。因為我知道，這樣的言論會有什麼後果。我只是在2021年4月他們把我踢出大學我才開始自由地談論中國。
大學中的中外交流日漸困難
問：你在你的報告中寫道：在任職於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校區期間，外國教員和學生與當地教員和中國學生在組織層面的分離變得日益明顯。你可以說一個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嗎？
答：他們對這種事沒有大事聲張，只是有一天跟我們說，我們的中國同事只教中國的學生。你不知道這是為什麼。他們給我們的理由是，他們的英語不夠好。你感覺到這不是真正的理由。我記得我有一個中國同事，他是教政治經濟學的。他後來不再教外國學生了，而他的英語非常好。他後來就只教中國學生。我覺得這非常奇怪。
我不認為這是語言技能的問題。我猜想這是來自上頭的指令。在另一方面，我又想起還有別的外國教員是來自美國，他們仍在給中國學生教授辯論的課程。顯然，中國的學生還是能夠得到外國老師的教學。但中國的老師只能教中國的學生，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安排。
問：您在報告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推動了一場反對西方價值觀的運動，導致你授課所需要的進口課本在海關被沒收、扣押幾個月才放行，而本來在中國得到英語課本就已經困難了；進口那些課本通常要冒著在海關被沒收的危險。那麼，在教課所需的課本得不到的情況下你怎麼教課或怎麼對付呢？
答：把外國課本運進中國實在是讓人痛苦。我記得我在教第一門課的時候，他們一開始跟我說我不用教第一個學期，後來又說你得教第一個學期。那我怎麼樣能夠快速地把課本弄進中國呢？沒有辦法，我只能到大學圖書館找到一些英語書來對付。我當時想，我要是再教課的話，我必須得到外邊的書。
我們有購書的預算，可以從外國訂購書。所以下一次要講課時我相當提早，在開課前三個月就訂書了。我訂的是經濟學的書，但是書過了好幾個星期都沒到。我就跟大學說了，他們再重新訂購。但是書還是沒到。然後我就找人從德國、從別的國家買書，拷貝下我需要的課本的章節給我。當時我不需要整本的書，我只是需要某些章節。
我訂購的那些課本是在我的課已經開始了之後才給海關放行的。大概是在開課四到六個星期之後。但那個時候那些課本對我已經沒用了，因為我已經有了課本的拷貝了。連我任教的大學都為進口課本被扣壓這麼長時間覺得很生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