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過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許對李敦白這個名字有所耳聞。他當時是積極支持文革、參與“造反”的在華外國專家之一，在北京城紅極一時。但他後來也在文革中成為被打倒的對象，入獄10年，罪名是美國特務。文革結束後，李敦白攜中國妻子以及四個孩子移居美國。如今距離文革爆發過去了50年，這位95高齡的文革親歷者對美國之音講述了他的文革經歷與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國人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禮。毛澤東給他的“紅寶書”簽了名。
這名美國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出生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個猶太裔名門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國共產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入伍，學了中文，被派往中國。之後，李敦白選擇留在中國，到了毛澤東領導的延安，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他被蘇聯當局指控為“國際間諜網絡”成員而被中共逮捕入獄，直到1955年斯大林死後才獲釋。他選擇繼續留在中國，到中央廣播事業局擔任外籍專家，為英文稿件潤色，並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翻譯。
當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時候，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風驟雨般席捲全國。
50年後，李敦白在他在亞利桑那州的家中對美國之音說，當他聽到那些充滿“革命熱情”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的講話，當他看到個人的意見可以自由表達，他“很興奮”，並且認為，自己參與文革，即便“最後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李敦白：“當時我是最最積極的支持。是啊。……因為我覺得真的，他們會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每一個機關、每一個學校，都是學生討論、多數通過去執行，這個以前都沒有。我認為中國會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國家。”
李敦白說，他當時只注意到毛澤東的所謂的“大民主”，並沒有意識到毛澤東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李敦白說：“那個所謂大民主，都是胡鬧，都是利用它來消滅毛澤東認為的敵人。”
記者：“當時的青年，他們知道什麼叫民主嗎？”
李敦白：“糊塗蛋，根本不知道。你不能保護少數派的權利，這個民主很快就會變成霸權，會變成專政。現在說得挺通了，當年不懂。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訓（才懂）。”
李敦白積極投身於這場他所認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國專家組成的造反派組織“白求恩-延安造反團”，參加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奪權”，後被中央文革小組任命為 “三人小組”的主任。一位美國人，成為中國重要宣傳機構的一把手。
李敦白說，他後悔沒有辭掉這個職務。
李敦白：“我對權沒興趣。但是儘管這樣說，我有權倒不怎麼樣，但名，我有大名，全國的大名。。。是這個東西很迷醉人。”
成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處演講，走在路上也會被人認出索要簽名，他也經常作為外國專家代表在批鬥會上發言。
李敦白： “多了。好幾次。鬥梅益、周揚、陸定一。”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國造反派在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召開的“30萬人批鬥王光美大會”上發言。
李敦白說： “那時候批王光美的，在清華，江青是要我去的，週總理直接講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聽了江青的，不聽周恩來的。這是錯誤的。 ”
記者：那時候您覺得什麼是是真理？
李敦白：文革的時候，我覺得毛澤東講的就是真理。
記者：為什麼會有這麼強烈的信仰？
在那個“造反有理”的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以“破四舊”和“打倒階級敵人”為名砸毀古物，批鬥迫害被視為“剝削階級”和“反動派”的人，而各個派系之間也陷入爭鬥。文革很快變成了一場充斥著暴力與混亂的瘋狂運動。
記者：“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場面，你有懷疑過文革是民主嗎？”
李敦白：“沒有。我應該懷疑，但是我沒有。……我覺得這是過激的行動，但還是革命的行動。”
記者：“都有哪一些批鬥打人的行為？”
李敦白：“打人我好像沒看過。打梅益我看過。打一下。這個噴氣式我看過，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腦子是空的嘛。你認為有這種革命行動，歷史才能進展。”
李敦白說，他雖然沒有參與暴力，但實際上是支持了暴力。
李敦白：“為什麼？因為毛主席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溫良恭儉讓。所以我覺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這是錯的。”
個瘋狂的年代漸漸遠去，但是李敦白說，這些事情成為了他心中揮之不去的痛。
李敦白：“我參加了鬥爭，這麼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時候，什麼這個肅反，每一次運動，我都參加了。那時候說了人，好人，這個是很痛的事。我覺得我不是覺得有罪，但這個事我覺得有罪。”
政治風雲變幻，鬥爭對像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場”文革的外國人，樹大招風的李敦白自然成為重要目標。
1967年8月底，李敦白被調離廣播局，有“特殊使命”；12月25日，他被軟禁；1968年2月，他從家中被帶走，罪名是美國特務。
這是他第二次被控間諜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單獨監禁6年零三個月，這一次則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牽連，吃盡苦頭。
李敦白說，他是在出獄以後才逐漸認識到文革是怎樣的一場災難。
李敦白：“不是很快。我們兩三年以後，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錯誤的，這整個無產階級專政，這整套理論，根本就不對。你本來說通過專政可以達到最高級的民主，實際上，你通過專政，你就得更多的專政。你推翻專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兒理解了，就覺得很舒服。”
記者：文革，您認為是一個人的錯誤，還是製度的問題？
李敦白：“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份兒嘛，他們都有他們的份兒，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錯誤，應該說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導作用的人。
1980年，李敦白和中國妻子王玉琳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離開中國。李敦白說，他回美國的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國幾年之後，這位毛澤東所稱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也和資本主義做了和解。他和妻子為想要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提供諮詢，直到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