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通知當年是中共內部的機密文件，只發到中共（幹部序列17級以上的）縣團級幹部手中，直到一年以後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才全文公開發表了這份文件，中國民眾這才知道，一年來，中國已經進入文革模式。
余杰談五一六通知，他說：“那516通知算是文革﹐是開始的一個標誌和訊號。當然﹐之前﹐我覺得它從毛澤東去﹐秘密安排這個姚文元來寫批判吳含海瑞罷官﹐其實就已經是一個導火線的開始了。”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陰雲密布。這一天掀起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一頁。
上午10點左右，一輛輛黑色轎車陸續駛入人民大會堂西門廣場。中共政治局的成員紛紛從車上下來，前往河北廳，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相關部門負責人共70多人。不過，會場上出現了幾個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
他們是：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他們是剛剛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成員。
弔詭的是，作為中國共產黨主席的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綱領性文件。這份文件的起草小組由康生和陳伯達領銜，江青、張春橋、關鋒和戚本禹參加起草。五一六通知嚴厲批判了所謂二月提綱，提出中國“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北京之春總編胡平表示，“文革本身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澤東的凶狠、奸詐；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的顯示出所謂的老一代革命家、共產黨大大小小幹部的猥瑣、窩囊。文革就是一場官場現形記，原來在民眾面前道貌岸然的官員都很出醜。”
五一六通知發布之後，全國陷入混亂狀態。
而毛澤東躲在家鄉的滴水洞別墅，坐山觀虎鬥。兩個月中，全國陷入混亂。當時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決定向北大等學校派出工作組滅火維穩。
這一舉動，落入了毛澤東給劉、鄧設下的圈套。
毛澤東七月份返回北京，立即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面否定劉、鄧的工作組，並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向革命小將表示支持。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史稱16條。文革16條賦予中國民眾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規定民眾可以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自由，炮打劉、鄧司令部。
中共成立了一個權力很大的小組，凌駕於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之上，成為中國真正的權力核心。全國大、中學校學生，則成了毛澤東搬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等大批老幹部所利用的主要社會力量。
8月10日，毛澤東到中央所在地的群眾接待站，向大家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直到11月26日，先後8次接見了110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學校師生和紅衛兵。毛澤東本人在天安門廣場上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一千萬紅衛兵，鼓勵“掃四舊”、“奪權”、“造反有理”。他還對在天安門城樓為他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改名，稱文質彬彬不好，“要武嘛”------全國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一個有七億人口的大國，陷入癲狂的狀態。
劉少奇和鄧小平一夜之間，從頂峰中跌落下來，成為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一位堂堂的中國國家主席，最後赤身裸體，慘死於河南開封。高皋、嚴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出了劉少奇臨終前的細節：
嚴加其表示，“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頁）。
五十年過去了，誰要為劉少奇的死負責？中國官史給出的答案，不是毛澤東，而是把責任推給了江青。
今年是“文革”五十週年。半個世紀過去了，文革的餘音，仍在中國大陸大陸上空縈繞。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北京中山公園的紅歌會、春晚的段子、樣板戲（白毛女/紅色娘子軍）的粉墨登場，官媒的文筆和調門，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沒有遠去，青史並不成灰。
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章立凡。“在國門開放、信息多元的大數據時代，造神運動注定成為歷史的笑柄。儘管毛澤東的幽靈徘徊未去，所謂“文革”重來仍像是一場皇帝新衣般的鬧劇，在保持警惕的同時，我們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