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時代的當下，紙質書愈來愈被人們忽視。一位來自中國的90後藝術家卻在英國專注於打造手工書這個冷僻的行當。她的《妄書》三部曲之一關注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的知識女性。她希望有朝一日，“文革受難者”的名冊能在中國找到莊重、有尊嚴的安放場所。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2016年6月的畢業展覽上，一本潔白肅穆的線裝手工書靜靜地躺在展廳一隅。
半透明的棉紙上印著65位中國知識女性如花的容顏，時間定格在1965年。
翻過一頁，時光的刻度推進到1966年，其中20位女性的面容從紙面上消失了。這一年，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從上到下，捲入了這場歷時十年、造成無數人非正常死亡的狂潮。
從這一刻起，每翻過一紙書頁，那些淺笑嫣然的容顏就少一些，直到1977年，十年“文革”結束的第二年，她們一個不剩，消逝得無影無蹤。
這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碩士畢業生，旅英八年的中國90後藝術家寒冰的《妄書》三部曲之一。
“選擇'妄'這個字，是由於它字面上衍生的多重含義，例如瘋癲、狂妄、荒謬、不合理等等。想不出有其它字比它更集中代表了一種失控的、混亂的精神和行為狀態，”寒冰對美國之音說。
“當把'妄'字拆開，'亡女'，顧名思義，也就是消失的，隱藏的女人；死亡的，已故的女人；以及忘記的，甚至不存在女人。我驚訝漢字的原創者能夠以一個字，一下子就描摹出文明所遭受的悲劇。”
寒冰選擇毛澤東的書法作為封面的標題，“因為毛澤東不僅是文革的發動者，他本人也像他景仰的秦始皇一樣，是專橫、剛愎的父系家長權威的化身。”
和大多數同代人一樣，對於半個世紀前中國經歷那段慘痛的歷史，除了長輩口中偶爾的隻言片語外，寒冰幾乎一無所知。
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友人在網上默默端詳“文革”中死去的幾張女性的照片。
“當時也就是那麼一下子，我就被那些迷人的黑白照片上，那些真實存在過的面孔吸引住了。對我來說，她們遙遠而又不是那麼遙遠，她們的生命那麼脆弱而又那麼柔韌，她們本該被人記住，卻又被遮蓋在政治的暗面中。”
學習手工製書的寒冰決定為她們做點甚麼，讓她們的故事以書的姿態被人惦記。 “為了安魂和紀念，”她說。
找尋這些女性的資料異常艱難，半個世紀過去了，自由談論“文革”在中國仍有限制。
“開始的時候，慢慢整理出來的名單要多得多，但很多人因為資料殘缺只能作罷，要麼找不到或不是完全有把握確定照片，要麼有的在死去時的具體情況不是非常清楚，”寒冰說，很多最後不得不忍痛割愛。
收集資料的過程被她形容為“打開一個個我原所不知的歷史黑洞”。
“我完全掉進去了。讀著她們的故事，一開始很震驚、恐怖和壓抑，然後是無語，接著就是對我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和信息的質疑，但最大的影響還是震驚，感到靈魂被撼動了。
“那些逝去的女性，年齡和我相仿，或大不了多少，還有類似的教育背景，比如李翠貞，她畢業於皇家音樂學院，離我的學校只有5分鐘的距離。我路過那裡時，偶爾腦海會閃現她的形象，特別是她最後開煤氣自殺的畫面，她穿戴好那個時代不容的旗袍，化好妝容去死的樣子，像一幅畫一樣抹不去。還有在北京大學辦過《紅樓》雜誌的林姑娘，林昭，在被劃為右派時還是個大學生，正是我的年紀。。。
“她們的故事既是那個時代的敘事整體，又是作為單獨的個人化的歷史碎片，在我恢復的記憶中，不斷更新和復活，我終於可以說，這些歷史與我有了關聯。”
書製作完成後，寒冰覺得自己某些方面坍塌了，又重建了，“與成書前相比，我至少不再那麼無知和盲信。”
《妄書》三部曲的另外兩本關注的是中國的女死刑犯和西方綿延三百年的獵殺女巫運動。
這個手工書系列在英國展出過三次，得到了很好的反饋。但是周圍的老師、朋友、同學有人擔心她會惹上麻煩，漸漸地，一些人躲開了。
從中國來參加畢業典禮的媽媽在第一次看到這些作品後，一直被恐懼和擔憂困擾。
“她的反應讓我明白過來，我自己其實也是很恐懼的。我甚至不敢告訴其他家人我做了怎樣的作品。我感到中國人，包括我自己，真的很難走出歷史的陰影。這種陰影就像日蝕或月蝕帶來的黑暗一樣，一旦發生，除非健全的頭腦對之有合理而坦蕩的認識，不然人會永遠生活在對此類想像的恐懼當中，以至於恐懼完全代替了我們的理性和情感。”
寒冰認為，克服恐怖的最好辦法或許就是把《妄書》系列做下去。接下來她想要為劉霞和唯色的詩歌製作手工書，前者是被監禁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後者是無法在中國大陸發表作品的藏人女作家。
“她們作為女性，被軟禁或被監視居住的生存狀態很契合'妄'字的瘋狂和荒謬的含義。我知道唯色的名字在藏語中是'光'的意思，而'霞'則不言而喻。自然的光景和彩霞，給人帶來希望和活下去的勇氣。”
寒冰常說自己並不勇敢，經常缺乏勇氣，她希望能從這兩位女性的詩歌中獲得取於自然的，蕩氣迴腸的勇氣，讓她能夠繼續自己人生的理想和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