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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輪盤上的中共賭注 


一名男子從上海街頭中共黨徽前走過。(2019年9月25日)
一名男子從上海街頭中共黨徽前走過。(2019年9月25日)

2022年歲末,中國主流新聞喉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轉載了《光明日報》12月27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強調習近平對歷史的重視,強調當今中華文明的歷史傳承。中共何以如此熱衷歷史?

歷史輪盤上的中共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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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光明日報》的文章特別引用了2014年習近平成為中國和中共最高領導人兩年之後說過的一段話:“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這實際上是自中共“六四”鎮壓以後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延續。

1989年6月9日,中國軍隊在北京血腥鎮壓民主運動五天之後,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告訴戒嚴部隊高級將領們:“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於是,在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直接領導下,中國開始“愛國主義教育”,中宣部1994年正式發出《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並且審查和改寫中國現代歷史,尤其是抗戰歷史和中共建政以後的歷史。

儘管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中國人了解到朝鮮戰爭是由朝鮮入侵韓國開始的,最後以維持戰前的三八線告終,但是中國官方仍然宣稱是韓國首先進攻了朝鮮;中國誌願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至今篤信這一點的中國人仍然不在少數。

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抗戰歷史就被改寫: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主力--中華民國國軍--成了不抵抗,只會進行反共“摩擦”的力量;只有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才是抗戰英雄。儘管這種描述近年來有所改變,但是在官方敘事和歷史中,中共仍然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儘管中共當時並沒有當政。

中國年輕人手舉中共黨旗慶祝中共建黨100週年。(2021年4月22日)
中國年輕人手舉中共黨旗慶祝中共建黨100週年。(2021年4月22日)

歷史即政治 不容討論

為了壓制歷史研究中的不同聲音,中國共產黨甚至製造出一個名詞--“歷史虛無主義”,把它作為打擊所有觀點不同的人的大帽子。

英國《新政治家》雜誌的高級編輯凱蒂·斯特拉德曾經是常駐俄羅斯和中國的記者,她2022年5月出版了一本書--《在白骨堆上起舞:中國、俄羅斯和朝鮮的歷史與權力》。斯特拉德認為習近平把歷史視為非常重要的工具,而且認為,如果任其失控,歷史就會成為對中共的真正威脅,所以需要嚴加控制。

斯特拉德認為,通過對歷史的陳述可以獲得民眾的支持,或者至少表面上的支持。領導人保持受民眾歡迎的印象可以讓人們感覺他們的地位很穩固,這樣支持者就不會左顧右盼,反對者就不敢輕舉妄動試圖推翻他。領導人把自己塑造成愛國者和民族的守護人,這就可以把對手說成是叛徒和國家的敵人。

斯特拉德說,中國的學者和歷史學家告訴她,在習近平當政之前,對於特別有爭議的歷史領域還是有一些辯論的空間。而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辯論的空間完全關閉了,圍繞歷史的辯論變成愛不愛國的問題,搞不好你就成了漢奸、反華分子了。

斯特拉德在書中寫道: “中共企圖重新定義愛國主義的概念,以便使愛國等於愛黨。在這種模式下,只有黨才能結束中國的百年屈辱,才能發展經濟和確保國家的安全,所以如果你愛國,就應該支持中共的統治。同樣道理,如果你反共,就一定是反華。”

北京街頭一處宣傳愛國主義的花壇。
北京街頭一處宣傳愛國主義的花壇。

玩弄歷史 殃及無辜

將歷史政治化,造成中國官方的抗戰史一變再變。斯特拉德的書中講述了抗戰中犧牲的國軍將領彭士量和家人的故事。彭士量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抗戰時期任國軍暫編第五師師長,多次率部與日軍激戰。1943年在湖南省石門縣與日軍戰鬥中陣亡。據說他臨終之前曾經高呼:“大丈夫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死何憾焉!”

1944年,中華民國政府追贈彭士量為陸軍中將。台北忠烈祠內仍設有他的靈位和事蹟介紹。

中共建政以後,彭士量不再是民族英雄。文革期間,彭士量被稱為“國民黨反動派”。他的家人和後代也遭遇各種磨難。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彭士量為革命烈士。入駐湖南革命烈士紀念塔,並且在南嶽忠烈祠設有他的紀念碑、遺書和墓地。彭士量的家人對政府相當感激,而且認為習近平實事求是。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共這種出爾反爾的歷史敘述到底是為了什麼。其實,這種事例在中國比比皆是。

改寫歷史 著眼當下

中共強調中國歷史上曾經的“榮耀”,告訴中國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復興過去的“輝煌”,儘管這種輝煌和榮耀常常是征服了中國的外族入侵者成就的,例如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滿人。

美國俄克拉荷馬中部大學歷史學教授、國際研究中心主任李小兵說:“中國的朝代,一代又一代;中國的政體,包括中國的社會有著強烈的持續性,甚至現在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仍然是一個集權,或者是個人集權的君主立憲的這種政權體制,所以強調過去的輝煌、歷史的持續性,對這個現在政權是有所幫助。就是說歷來如此,中國歷來如此,不是什麼現在才發展起來的新的體制,所以這就是中國,就是傳統,請大家接受。”

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又對歷史進行修改,以便適應中共當下的政策。

李小兵教授說:“他每一次變化的出現都是因為政策的需要。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有這個情況。現在中美關係緊張,對西方以鬥爭取代和談和妥協,又是有這個需要,所以這個歷史又來進一步證明鬥爭是主要的,和談、緩和是次要的。”

2015年,中國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的盛大閱兵。讓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後才第一次舉行這種紀念活動。

同樣,2014年中國確立每年9月30日為“烈士紀念日”;12月13日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斯特拉德在書中寫道:“一個國家指定日期紀念烈士並不奇怪,但是中國是在戰爭結束七十年之後才這樣紀念。”

斯特拉德還在書中寫道:“在他們的說辭裡,過去的軟弱是一個關鍵論點。就是中國一直苦難深重,直到共產黨掌權為止。” “習近平要從朝鮮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得出結論:只要共產黨掌權,中國就會對外敵居高臨下;中國就不會再受擺佈或者欺辱。”

與此同時,斯特拉德指出:“政治學家威廉·卡拉漢搜遍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記錄,沒有發現在1947-1990年出版的有關國恥的書。”

李小兵教授認為:“中共的歷史觀認為,中國百年來是受西方的侵略和威脅,唯獨到了中共領導的這個革命勝利以後,才建立了新中國,甚至在建國以後繼續反對西方,反美,鬥爭。”

斯特拉德在書中寫道:“這場(愛國主義)運動的主要口號是:‘勿忘國恥’,但是潛台詞是:千萬不要忘記共產黨的重要性。”

斯特拉德在接受網上媒體《電訊中國》(The Wire China)的採訪時說,“鎮壓、脅迫、腐敗絕對是這三個政權(指俄羅斯、中國和朝鮮)如何掌權的非常重要的工具。但他們也在所謂的意識形態工作上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並灌輸這種說法,將過去這些戰爭的歷史納入其中,並得出他們想得到的結論,就是為什麼現政權必須掌權。這更多是操縱歷史,對發生的事情進行非常有選擇性的記憶。”

李小兵教授說:“他是利用這個歷史來為他現行政策和現行政權做基礎,做解釋,並且推動現行政策。”

中國江蘇連雲港的一所小學校的學生在上中共黨史課時把手放在中共黨旗上。(2020年6月28日)
中國江蘇連雲港的一所小學校的學生在上中共黨史課時把手放在中共黨旗上。(2020年6月28日)

歷史真相 如何保持

斯特拉德得出一個結論:不要相信中共所說的歷史是唯一能夠接受的中國歷史。她認為,出於政治目的操縱歷史的衝動並不是專制獨裁的特徵……許多國家的民選領導人也歪曲和有選擇地借鑒過去,以爭取民眾的支持並推進他們自己的政治目標。但是區別在於,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裡,官方版本的歷史成為唯一的版本,而提出異議變得越來越艱難,越來越危險。

那麼,如何保持歷史真實面目呢?斯特拉德認為應該盡量支持獨立的學術研究。她認為應該鼓勵中國公民和留學生到美國和英國學習,尤其是鼓勵傑出的歷史學家來進行歷史研究。

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認為,中國的審查制度使對真實歷史的探討很難。但是他仍然看到有一些在中國的歷史學家在努力說出中國歷史的真相。其實這些人當中有一些人對中共很忠誠,他們只是想講出和現政權不同的東西。

文安立教授說:“我們能從外部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與中國國內那些人保持聯繫,他們要說出真相,要進行自己的真實歷史調查,無論多麼困難,有時甚至是危險的。在當下的形勢下可能的確是危險的。當然還有你正在做的事情,比如美國之音和其他用中文廣播的媒體,強調這種工作和外國歷史學家的工作,他們的觀點比中國體制的觀點更客觀。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我認為最重要是支持那些要更自由地思考的歷史學家。”

對於當今中共對歷史的做法,斯特拉德在她書的結尾引述的著名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諷刺小說《1984》中的話也許恰如其分:“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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