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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紅線的人”- 國安法文字獄下的香港出版書業


踩紅線的人 - 國安法文字獄之下的香港出版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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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紅線的人 - 國安法文字獄之下的香港出版書業

《港區國安法》生效,列出「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等4類犯罪行為,被指為香港人帶來「以言入罪」的恐懼,衝擊言論自由。在法例生效的第4天,香港公共圖書館隨即下架最少9本政治書籍,其中包括學者陳雲、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著作。白色恐怖下,香港一眾書商及出版業界首當其衝。

社會運動作書本題材 因內容敏感被6次拒印

「印刷廠收到消息,政界正在找政治書籍的出版商殺雞儆猴。」山道出版社負責人C先生如此說。山道出版社是香港一家獨立出版社,本以出版網絡小說及教科書為主,去年反修例運動後,開始出版關於社會議題的書籍,卻遇上國安法,令出版過程困難重重。

C先生表示,寒蟬效應早在國安法通過前已出現。他們最新出版,收錄有關去年反修例運動文章的《致自由》,一共被6家印刷廠拒絕印刷。此書在今年四月開始籌劃及徵稿,到五月底完稿時,消息傳出中共將港版國安法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程。一家跟出版社長期合作的印刷商原本已答應印刷,則隨即因為書本內容過於敏感而婉拒印刷。最後,山道出版社逼於無奈將印刷、釘裝等工序送到不同公司進行,《致自由》才能順利出版。

法律紅線不明 出版社自我閹割

國安法生效首天,也是香港的7月1日遊行,當天有10名港人分別因被搜獲、展示印有「香港獨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字句的旗幟或標語,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而被捕;翌日,港府正式發聲明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有港獨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意,違反國安法。

《致自由》一書中,有不少字眼提及上述口號,或批評中國共產黨的字句。最後,為了保障受訪者和生意夥伴,出版社決定刪減書本內容——例如「光復」改為自由、重建;「anti-CCP」要刪走;討論「港獨」的段落更要全段刪除,而封面上畫有「光復香港」字眼的插畫則被調低透明度。

「這種自我閹割令我感到悲痛不已。」C先生形容國安法出爐後,出版過程變得痛苦而艱辛。 「在新的法律框架之下,出版業界最擔心的,是紅線到底在哪裡。」模糊法律定義引發白色恐怖,而這也導致可以探討的社會議題減少,可以出版的書亦因此減少。 C先生預計,香港出版業將會萎縮。 「國安法立法後,最可怕的是其實一直沒有官方明確的指示,告訴我們哪些字眼及題材可以出版,哪些不可以提及。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其實很擔心自己會誤墮法網。」

教科書闡述社會現況 被親中媒體批評「鼓吹暴力」

除了政治書籍,山道出版社的教科書也成為紅線上的目標。 《通識總輯》是山道出版社出版香港通識科文憑試完整精讀,每年皆均迅速售罄。在去年的社會運動開始後,此書講述香港政治的單元,被親中媒體《大公報》點名批評「鼓吹暴力」、「煽動民粹」。

「書本內容只是根據政府的課程指引,客觀闡述議會抗爭、社會不同思潮的出現,以供學生答題之用,親中陣營卻如獲珍寶般,抓緊這點對我們大造文章,口誅筆伐。」C先生坦言,雖然現時政府沒有直接審查教科書,卻無法預計來年的情況。

出版業界面臨更大打擊 決意試探中共紅線

香港壹傳媒創辦人兼集團主席黎智英,因涉嫌違反國安法下的「勾結外國勢力」罪被警方上門拘捕,另有大批港警到蘋果日報大樓進行搜查。 C先生說,此事反映政府對傳媒和出版界的恐懼遠超想像,也能預見未來出版業界會面對越來越大的打擊。

C先生跟同事商量刪減內容時,回顧了香港出版業的歷史,概嘆香港的出版自由不復見。 「一直以來,最能反映香港言論自由的,就是我們的出版自由。過去很長的時間,香港是個百花齊放的地方,台灣的禁書會經過香港送到大陸,大陸人也會來香港購買大陸不能買的禁書。有了國安法,有些題材我們不可以再討論,有些字句,將連出版也不可以。」

然而,在言論自由收窄之際,出版社計劃推出更多記錄性書籍,「出版自由總要有人站在前線,雖然害怕,但我們只有迎難而上,在這刻我們希望可以盡我們的力量,捍衛出版自由。」C先生笑言,自己已拜託朋友在自己被捕後照顧其家人,並已將電腦同所有敏感資料全數刪除,「因為我跟合夥人希望試探中共的紅線在哪裡,起碼讓大家知道底線,否則更多的猜度,只會造成更多出版社自我噤聲,出版自由便會徹底消失。」

國安法以言入罪 書店憂誤墮法網

黃之鋒說:「白色恐怖不斷瀰漫,國安法根本就是用來以言入罪的工具。」國安法的紅線上,除了有出版社,也有一眾獨立書店。 「序言書室」是香港一家獨立書店,主要售賣人民學科及社會科學類別的書目,政治書籍佔書店銷售量約3成,負責人李達寧不約而同地表示國安法可怕之處是紅線的模糊。

「香港的慣例是,只要政府沒有明文說明違法的事,大家便可隨便做。但內地素來的做法則是,直至被上門拘捕的一刻,你才知道自己已觸犯法例。」李達寧指,現時官方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清單,說明哪批書目將被正式禁賣,對書店造成困擾。 「也許有一天,國安突然到書店,大家才知道某本書籍是禁書,但我們早已誤墮法網。」

溫水煮蛙 香港書業被逼走上言論自由前線

「序言書室」在2007年開業,李達寧表示,早在2012年,他已感受到香港出版業氣氛的轉變。當時,香港發生國民教育風波,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和質疑,最高峰有超過12萬人參加集會反對國教。風波過後,有親政府的聲音要求出版商減少出版某一立場的言論。到了2015年,時任特首梁振英更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編印的《香港民族論》一書發表錯誤主張,被指干預出版自由。同年年底,香港發生銅鑼灣書店事件, 包括桂民海、林榮基在內的5人,因經營以出版中國大陸政治禁書聞名的銅鑼灣書店遭到北京當局逮捕。

「我們沒有想過要走上言論自由的前線。」李達寧表示,當初開書店只希望推動香港的閱讀風氣,從沒想過賣書也會成為政治使命。 「來到今天,香港的言論自由受到衝擊,作為書店,我們則無奈地變成了事件的中心。」

中聯辦旗下「三中商」壟斷市場 干預書籍內容

然而,中共對香港書業的干預並不只反映於個別政治事件上。 2015年,香港媒體揭發中聯辦一直壟斷香港書店市場。香港有三大連鎖中文書店:商務印書局、三聯書店和中華書局(「三中商」),佔香港書店總量超過一半。香港媒體《壹周刊》揭發,三家書店全由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持有,而聯合出版背後,正正由中聯辦透過空殼公司經營。聯合出版集團更涉獵出版、印刷、發行、零售等業務,佔有8成以上相關市場。

憑著龐大的市場佔有率,「三中商」一直在背後操控書籍內容。李達寧說,早在數年前,連鎖書店已經開始對書稿作出軟性審查。 「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會讓連鎖書店審閱書稿,而涉及政治敏感內容的書籍,書店會以減少進貨量作要脅,要求出版社刪減內容。這是以商業營運的名義,行政治審查之實。」

早在2013年,「三中商」之一的中華書局已被發現擅自篡改港大歷史系教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所撰寫的《香港簡史》中文版,刪去書中有關中國政府的敏感批評,包括中國政府是「遠比殖民政府更專制的政府」、大多數香港人「寧願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而不想被中國統治」等部分。有出版社向李達寧透露,近年「三中商」拒絕售賣政治書籍,令相關出版社銷量下降達七成。

引《暴政》一書:不要主動配合政權

「我們的立場是,我們不會做違法的事,但也不會主動配合極權的打壓。」李達寧說,開書店作為商業營運,可以做的不多。政府明文說明了談論「港獨」違法國安法,所以書店會將有關港獨議題的書籍下架,但不會停售除此以外其他的人文學科相關書籍。 「我們不需要過度詮釋法例,所以書店不會主動評論哪些書目特別敏感,因為我們沒有權力,也不應該為極權設想。」

「香港生活這麼多年,香港人一般也會習慣擁有思想和集會自由。所以理性上預視了自由的消退,但現在自由真的消失時,情感上還是會感到無奈和傷心。」作為書店負責人,李達寧以最近讀過的一本書勉勵港人:「《暴政》一書提到大眾不要主動配合政權,因為當大眾主動配合,政權打壓的速度及力度,將超乎政權本來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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