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勝今年2月底從香港飛到了美國洛杉磯，事業和生命的軌跡都改變了路徑。他告訴美國之音，他第一次來到美國就要在這里扎根，這樣的人生急轉彎，是兩年前想都沒有想到過的。
趙勝曾經是香港保安局轄下懲教署的高級官員。他在這個一位難求的執法機構服務了近十年，還當上了高級懲教主任(Principal Officer)。不過，2019年“送中”提案和隨後的反送中運動之後，一切都翻了篇。
“懲教所曾經讓我驕傲”
荔枝角監獄是香港懲教署下轄的高度設防收押中心，是整個懲教系統中最重要的監獄之一，也是一個中轉站。
每個成年男性如果被法庭宣布拘押，都需要先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等待重新“分配”。這包括所有被法庭判入獄或者上訴失敗的囚犯。此外，沒有經過法庭審判的囚犯也會暫時收押在此。
荔枝角監獄關押過的名人包括涉貪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前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雙學三子”周永康、黃之鋒和羅冠聰等等。
這裡是趙勝受到高度專業訓練，同時被提拔為高官的地方。趙勝說：“我總共在'荔枝角'服務了五年，第三年時被上司挑中接受在職專業訓練，專門負責囚犯中轉(reception office)的工作，就是與本機構之外的其他執法部門溝通，與法官和各方律師打交道，閱讀和解釋法庭文件等等，是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類別，未經訓練的同級是不能頂替的。這讓我非常驕傲。”
趙勝有十二三名手下，每天需要經手大概五六百囚犯。
在進入荔枝角監獄之前，趙勝曾經獨當一面管理過一座大約400名囚犯和大約50名職員的監獄，“裡面有毒販、慣犯、減刑的殺人犯，以及不同國籍和膚色者，中國的，非洲的，美洲的，印度的都有，”趙勝說，這些犯人國籍不同，語言文化不同，會發生很多衝突，“我需要讓他們互相了解，能夠互相溝通和理解，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工作。此外，我也需要管理前線職員。職員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個性。我發現，管理職員比管理囚犯困難多了(笑)，因為職員也有權力，也懂法律，”趙勝總結說，香港的監獄系統是一個高度專業化、高度文明有序和高度法治的場所；這裡的職位也是一份令人尊敬、工資福利令人羨慕的事業，“要放棄是巨大的犧牲，是難以想像的。 ”
政治犯被變相嚴苛對待
懲教系統屬於香港保安局轄下的紀律部隊(disciplinary force)；紀律部隊的公務員受到特別紀律約束，都受過類似於軍隊的嚴格專業訓練，對於正確與錯誤之間的界限一絲不苟。
趙勝說：“法律就是法律，秩序就是秩序，這就是香港，也是我們接受的訓練；我們那時都嚴格遵循書面文件……不過，自從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後，一些事情變了。發現他們今天的規矩到明天就改了，正確的可以說是錯誤的，錯誤的又可以變成正確的……在紀律部隊中，我們都覺得，香港政府以前不是這麼運作的。以前的黑白分明現在變得似是而非了。”
他告訴美國之音，“荔枝角”也在變化，以政治罪名被收監的囚犯的待遇，就跟從前不一樣了。
“政治犯原有的囚犯權利和人權被徹底剝奪長達好幾個月。比方說，政治犯有權利跟區議員(district council member)取得聯繫，區議員也可以探望政治犯。這些犯人需要與外界交流和獲得協助，這也是囚犯的權利。但是，懲教所用新冠疫情作為藉口，剝奪了這些權利。就我所知，其他的執法機關其實仍然允許探望。我們的懲教所把這些權利都限制到0了。我的意思是，完全可以通過增加安全措施的方式來維護政治犯固有的權益，比方說戴口罩，保持距離，建隔離窗等。很多方法都可行，但是，他們這個權利卻被取消了好幾個月。這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趙勝說。
此外，趙勝還看到，新冠疫情出現後，對犯人的新冠檢測本來不是強制規定(mandatory)，而是自願(voluntary)選擇，“我這個懲教所把自願變成強制，讓所有囚犯都接受檢測，威脅說如果不這麼做，會讓其他囚犯不滿而遭到他們攻擊。有一些未經審判的政治犯不希望被測試，擔心基因密碼被取走。懲教所於是把他們單獨隔離關押好幾個星期。我跟上面指出這是違法行為，強調如果把未經審判的犯人關押72小時以上，需要經過保安局局長的批准。但他們毫不在乎，找出一些無關緊要的理由就搪塞掉了。”
外國國民權利被沒收
趙勝看到，有些香港人是外國公民，有外國護照，包括加拿大的，巴基斯坦的，等等。這些人如果被關押的話，有權利面見他們的駐港領事。
但是，香港方面卻說，這些人雖然有外國護照，但是，因為持有香港身份證，就是香港市民，完全受香港法律管束，與外國無關。
趙勝說：“香港法律規定，外國領事不能探視不是他們國家公民的人。懲教所解讀說，這些人都是香港市民，不是外國國民。就我對專業知識的了解，有外國護照當然也是外國國民；而且領事是國家級別的關聯人，懲教所居然可以不讓外國領事探視他們的國民，這種公開破壞香港法治系統的做法，讓我們都沒有可能適應了。”
趙勝指出，香港發生過雨傘運動，但執法系統並沒有因此發生根本變化，“大家仍然相信法律，香港製度仍是獨立的，是靠得住的(has credibility)。但是，這次運動後，香港當局徹底破壞了香港原本運行的制度。懲教所和政府裡很多做法跟以前的法制都相矛盾。”
參與反送中，被降職被“流放”
趙勝告訴美國之音，他離開香港前正式向懲教署辭了職。這時，懲教署已經取消了他獲得的“高級懲教主任”職位，把他重新降回到提拔前的職位，工作地點也從執法重鎮“荔枝角收押所”換到遠離香港本島的離島區。
趙勝說：“他們懷疑我參加了2019年八月份的香港大罷工，認定我是'反對派'。我碰巧在八月大罷工期間，因腿部受傷請了幾天病假。就是在我休假期間，他們迅速判定我'有罪'，把我降級和緊急調到離島區。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認定一名職員'有罪'，這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後才出現的'去證據化'、因疑治罪的新現象，”趙勝說，“他們假定，罷工期間請假的職員都是他們眼裡的'不聽話的人'。”
其實，趙勝只是根據香港當時的法律，做了一個普通公民可以做的事情，“這在當時是允許的，因為脫下制服，我們也是普通公民”。
他參加了2019年6月9日的反送中百萬大遊行，“6月10日，懲教署負責院內安保的保安組告訴我，他們在《蘋果日報》頭版的照片裡發現了我。那是一張6月9日的遊行照片，巨大的圖片中是密密麻麻的上千個人頭。他們在這些人頭中找到了我。原來，保安組正奉命偵察我們所有人的政治傾向和在這次運動中的動向，包括監視我們脫下制服以後的個人空間。這在從前是沒有的，畢竟我們工作之餘也是香港普通市民，可以行使作為普通市民的權利，比方說遊行表達訴求。”
從那以後，總監督的態度變了，對趙勝的工作吹毛求疵，而過去則很少批評；更明顯的是，“他會在我面前大喊抗爭者是垃圾，暴徒是蟑螂，被警察打死活該，等等，”趙勝說。
被降職以後，一位資深的同事好友向他透露，他可以很安穩地在那個離香港本島幾乎是最偏遠的角落一直工作下去，但是“不會再有繼續升職的機會了”。
懲教署是趙勝從香港城市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香港唯一一份工作。他因為在事業上有野心，對工作有改革的想法和實施的能力，長期備受重視。
“反送中”運動引發巨變之後，香港的法制和法治都被改寫，香港的文明和秩序被顛覆，趙勝的人生軌跡也從此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