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支聯會關係密切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日前宣布，將在九月內解散及啟動清盤程序。關注組的董事也會辭任。香港警方早前調查支聯會期間，引用港版國安法要求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交代與支聯會的關係。除了關注組，另一組織華人民主書院也捲入漩渦。
9月21日，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宣布解散。關注組的臉書專頁、推特帳戶均已被刪除，官網也僅顯示解散公佈，宣布已啟動自動清盤程序，董事也將辭任。
香港警方早前調查支聯會期間，引用港版國安法，指控支聯會、華人民主書院和維權律師關注組為外國代理，要求關注組董事，包括劉慧卿、關尚義、何俊仁等交代與支聯會關係，關注組獲批准延後兩週再交資料，並已在21日限期屆滿前回覆警方。
9月13日，也就是關注組宣布解散之前一個多星期，何俊仁發出聲明，宣布即日辭任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支聯會主席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職務，並退出這三個組織，聲明未有提及他辭任和退出的原因。
關注組成員守口如瓶
關注組辭任的消息傳出後，香港多家媒體先後致電其中一名董事劉慧卿，她只回應說，律師建議他們“什麼也不能講。她本人沒有進一步補充”。美國之音先後接觸數名關注組成員，他們均守口如瓶。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在2007年成立，當時由何俊仁擔任主席，劉慧卿擔任副主席，其餘創會成員包括律師關尚義、大律師張耀良等法律界人士，並由曾任中國大陸法官的學者王友金擔任顧問。商人何鴻卿爵士在2006年向關注組捐助啟動資金及營運經費，三年合共360萬港元。
根據何俊仁在自傳“謙卑的奮鬥”中解釋：“我深信維權運動有助推動中國人民的權利意識，是建立公民社會、爭取基本自由和人權的重要一步。在這發展過程中，律師和法律界的參與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健全的法制須依賴一個有專業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體，更需要他們來建立法治的文化傳統，維護律師的運動是國家走向人權法治和憲政民主的必經之路。”
關注組此前曾介紹，它們的工作包括聲援維權律師的教育及遊說工作，及具體支持維權律師群體，包括人道援助及安排交流會議等。關注組不時更新中國維權律師的情況，也會發表報告詳列中國維權律師遭到當局打壓的案例、發起聯署及行動聲援維權律師等。
高調聲援709律師
旅居美國的人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過去十多年關注組為中國人權律師做出了很大貢獻。
滕彪說：“為中國人權律師發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提供網絡培訓和法律培訓等等，幫助建立中國維權律師的一個網絡，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也舉辦了很多類似的研討會和培訓活動，向國際人權組織還有西方國家尋求援助。”
滕彪認為，關注組的影響力超出外界所想像。
滕彪說：“就是把中國的維權律師聯絡起來。幾乎中國所有的維權律師都受到了它的支持。維權律師關注組被關閉，維權律師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台，讓中國維權律師的處境雪上加霜。”
在2015年中國大陸“709大抓捕”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持續發起默站和遊行，聲援被捕的維權律師。中國維權律師任全牛告訴美國之音，關注組當年的工作使他留下深刻印象。
任全牛說：“它們對於709事件被迫害的律師和參與的辯護律師的各種關注，信息的發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對每個被迫害709律師的信息的統計，對官方當時從上至下的壓迫，起到了打散邪惡力量的作用。就是因為它們在709事件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被當局‘秋後算賬’。”
親北京報紙《文匯報》9月22日報導, 據香港警方掌握的資料顯示，支聯會、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及香港民主中國陣線和外國組織關係密切。在香港國安法的法律定義下，上述組織均屬於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在香港的代理人。
根據香港國安法，警務處處長為了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可向某外國在港代理人或台灣在港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該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內向警務處處長提供資料。
華人民主書院捲入漩渦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台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曾建元則認為，香港警方的處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馳。
曾建元說: “如果警務處以這幾個單位所提供的資料作為犯罪證據加以起訴，定罪量刑，我覺得這是嚴重違反了‘不得自證其罪’這個很基本的法律道理。要控告被告犯罪的話，合法的證據必須是由控方，經由合法的途徑調查取得。如果以被告提上的證據要求被告自己證明自己無罪，這並不符合香港司法原則，也不符合普世價值。”
他說，更重要的是，港版國安法應該是沒有追溯力的。
曾建元說：“以前的行為哪怕是按照港版國安法被認定是顛覆國家政權，可是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這都是香港法律所保護的基本人權或言論自由。華人民主書院、支聯會或者關注組，他們在港版國安法實行之前的行為都不應該構成犯罪。”
香港華人民主書院董事陶君行要求警方把提交資料限期延期一個月。董事會主席曾建元對美國之音表示，陶君行會在可行範圍內，盡量配合警方的要求。曾建元說:“我們現在不知道香港警務處到底是要求取得怎樣的資料。當然我們可以懷疑，它們就是要找到把陶君行定罪的資料。讓陶君行自己證明自己犯罪不是讓他為難嗎？但我想，他還是會盡力在法律範圍內完成要求。至於在國外的資料，我也不知道現在香港政府是否要陶君行提供台灣、美國甚至全世界的資料。這有可能嗎？”
關注組解散後誰來接棒？
台灣法律界對於香港同業因為支援中國維權律師而捲入漩渦表示關注。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副召集人王龍寬向美國之音表示，早在港版國安法實施後已經有了心裡準備。
王龍寬說：“我們多少都有些聯繫，也知道彼此是在做類似的事情，也獲得過關注組的幫忙。國安法通過之後，至少我們在台灣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這樣的民間組織香港政府不會容許它繼續開下去了。”
外界關注，支援中國大陸維權律師的工作，會否由台灣的組織“接棒”。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主委周宇修向美國之音解釋，地域限制加上大陸當局嚴密管控，使得開展有關工作面對不少挑戰。
周宇修說：“2016、2017年的時候（台灣和大陸雙方交流）還是蠻頻繁的。我也會有機會跟他們（大陸人權律師）面對面的聊個天吃個飯，但是到了2018，尤其2019年之後，您也知道，光是他們要來台灣就很困難了。也就是說，我們這幾年之所以沒有互動，倒不是因為台灣人沒興趣，而是因為他們來台灣的限制變得很多。”
他承認，目前來說，台灣法律界實際能做的相當有限。
周宇修說：“我們要過去，或者他們要過來，簽證或者入台證，或者他們要出境的許可都不一定允許。按照目前的政治現實跟資源，台灣這邊能做的事情可能比較有限，因為我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