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警方國安處週三（9月8日）證實拘捕多名香港支聯會領袖，指他們未依照警方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多位熟悉香港事務的美國專家紛紛表示，自香港國家安全法生效後，自由和開放的香港社會已變得面目全非。
上個月底，揮舞著國安法整肅大棒的香港政府將矛頭指向每年組織天安門燭光紀念活動的香港支聯會。香港警方國安處8月26日致函“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稱有“合理理由”相信該組織是“外國代理人”，要求支聯會7位常委提供該組織成立以來所有成員及職員資料，提供過去7年該組織涉及美國民主基金會、華人民主書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馬克·西蒙（Mark Simon）等中外組織和個人的聯絡、活動資料。
警方要求提供的資料包括支聯會成員和職員的個人資料、任職時間、會議記錄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細等。警方同時強調，沒有遵守規定將可能面臨罰款10萬港元和監禁6個月。
支聯會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組織，於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當時中國學運的全球華人大遊行中成立。支聯會每年6月4日都會在香港組織大規模的集會，紀念六四民主運動，並悼念在六四民主運動中犧牲的學生和市民。
香港支聯會9月5日召開記者會公開回應，表明不會按照警方要求提交資料。該組織副主席鄒幸彤強調，支聯會強烈否認是警方所謂懷疑的“外國代理人”。她批評警方隨便指控民間團體為外國代理人，然後引用實施細則要求調查，索取的資料有無限追溯期。
身為大律師的鄒幸彤還批評，警方在信件中沒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據、沒有列明所涉罪名，連支聯會“代理哪個國家、組織都講不出”。她指責警方毫無理據，做法濫權、不合理。
支聯會在9月7日星期二期限當天向警方遞交公開信，並再次重申不會提交資料。隨後一天，多位支聯會成員遭警方逮捕。被捕的香港支聯會領袖包括副主席鄒幸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和陳多偉。
“香港走上政府專制主義道路”
現任華盛頓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研究員的資深法律學者戴大為（Michael Davis）週三在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上表示，北京花了過去一兩年的時間，將一種政治極端主義植入自由開放的香港。
“當我看到發生的這一切，去年發生的事情，我的下巴都掉下來了，這一切不是胡編亂造的，”戴大為在聽證會上說，“當我們看到阿富汗發生的事，看到塔利班，我的意思是，某種角度來講，中國不是將宗教極端主義帶入香港，而是將一種政府極端主義形式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他們符合了所有的（專制）選項。”
“我認為他們在國際社會有關民主制度和專制主義的爭論中走出了一條道路，我認為他們在香港實現了一種專制主義的樣貌，”戴大為說。
戴大為曾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並長期關注和參與香港公民事務。他認為，香港的根本問題之一來自北京當局保留了對《基本法》的絕對解釋權，“這一點從政權移交第一天起就不斷困擾著香港。”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格拉斯（Kim Glas）在周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中國政府繼續用無情和咄咄逼人的手段迫使香港屈服，完全無視對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承諾。”
“過去一年最令人擔憂的發展之一就是香港政府改變了選舉規則，要確保民主派人士永遠不能參選，更不用說當選立法會議員。從騷擾到監禁活動人士，關閉對政府政策持批評態度的工會，解僱教育界人士，阻止媒體發聲，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警覺，”格拉斯說。
“香港沒死，只是面目全非”
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負責中國、香港和台灣事務的資深研究員達特（Angeli Datt）也在聽證會上說，“香港沒有死，只是在國家安全法之下，那塊土地已變得面目全非，幾乎認不得。”
“在北京實施國家安全法後，香港的鎮壓活動嚴重影響媒體和網絡自由，”達特說道。
不過，達特強調，儘管同樣面臨自由受到壓縮和打擊，香港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仍與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仍有獨立媒體的存在，記者同時仍能批判性地報導新聞事件，許多香港的新聞報導內容甚至在中國大陸被禁止。此外，達特提到，香港至今只有6個網站被屏蔽，這與中國大陸防火牆阻擋了數以千計的網站比起來，香港仍具備相對自由的網絡空間。
達特還提到香港國安法下，除了一些例外情況，香港大多數的內容審查來自於香港出版商的自我審查，這一點與中國政府下令進行審查的做法亦有不同。
達特在聽證會上將香港的情況搬到美國社會會出現什麼樣的類比，她比喻說道：“在短短一年時間裡，《華盛頓郵報》關閉，並刪除全部的在線業務，貝佐斯和整個報社的高管團隊以及資深工作人員都被關押。BuzzFeed出於擔憂被報復的恐懼而刪除了所有評論文章，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刪除了所有超過一年的內容，那些深受歡迎的節目。對香港人來說，北京正瓦解他們曾經自由社會，這就是他們所面臨的掙扎對抗的現實。”
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牧民在聽證會上感嘆說道，“2019年數百萬香港人連續幾個星期和平遊行的情景吸引了我們許多人的目光，也許我們以後再也不會在香港看到和平抗議遊行了。或許最能說明香港公民社會存亡的就是所有的公眾和平抗議徹底和突然停止。”
“國家安全法已經證實是打擊公民社會最完美的武器，”朱牧民說。 “對我和許多香港人來說，公民社會是切身相關的，也是代代相傳的。作為香港人，這其實是我們標註歷史流逝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