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當局2021年連續第二年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燭光晚會舉行。在港版國安法實施一周年之際，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六四事件週年前夕公開表示要進入維多利亞公園悼念當年的悲劇，此舉被視為在極權下守護尊嚴的象徵。過去一年，鄒幸彤作為大律師為國安法被告辯護，也就政治案件發聲。這些行動源自她以往長時間在中國大陸維權的經驗。雖然以“結束一黨專政”為綱領的支聯會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但鄒幸彤強調，支聯會不會因為各方壓力而改變綱領。當局採取的恐嚇手段也讓香港人學會如何在恐懼下抗爭。
海外求學接觸民運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鄒幸彤是一名高材生，曾就讀英國名校劍橋大學。 80後的她向美國之音表示，留學期間，她接觸了很多流亡英國的民運人士，也因此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2010年，鄒幸彤放棄攻讀博士的計劃回到香港，並參與了支聯會的工作，其後一個在支聯會認識的朋友介紹她加入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動透視”。從那一年開始，她經常穿梭來回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參與勞工維權運動。
鄒幸彤說：“做勞工維權這一塊主要是處理一些工商或者職業病這類東西，受傷工人的一些情況，這挺'貼地'的嘛，跟著工人去上訪，去維權，去打官司，以第一身（親身）去面對中國底層生活，會比較能夠理解整個中國社會的運作邏輯，就是說要跟最底層的，受壓迫的人同行的那種精神。”
素來從事科研的鄒幸彤，為了更好分析大陸法律環境出現的問題，同時在香港的大學修讀法律課程。 2015年，她感受到大陸打壓公民社會的力度加大，決定回到香港，兼顧勞工權益和支聯會的事務。當時香港雨傘運動剛結束，本土派崛起。支聯會面向大陸的定位受到質疑，甚至有人批評，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流於形式。
支聯會遭本土派質疑
鄒幸彤說：“本來有批評是一件好事。唯一不應該改的或者沒法改的就是關於宗旨跟追求的問題，另一爭論是香港人就不應管中國（大陸）的，或者這是不關我們事的，這種批評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也不會接受。那段時間有很多參與社運的朋友，他們對於直接發生在身邊的事情很感興趣，那是很自然很自然。你可以做你的香港議題，我可以做我的中國議題，其實沒有誰對誰錯。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想爭取民主嘛。那我們就應該多包容對方。”
她認為，過往香港社會運動的焦點有所偏差。
鄒幸彤說：“香港的社會運動的關注點集中在香港政府其實是錯的，最後掌管的人，做決定的人其實不在香港政府這裡，在北京那裡。他們北京政府是怎樣思考的，是怎樣控制社會的，這些東西其實都應該去學去了解，才能真正應對來自北京的策略和打壓。所以，我覺得了解中國的社會也好，政治也好，或者民間跟政府的博弈經驗，是很重要的。其實香港能做這些的團體不是很多，而支聯會是其中一個，起碼讓香港整個社會比較prepared (作好準備)，能準備好中共必然會來的打壓。”
支聯會與本土派存在原則上的分歧，但是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促使雙方求同存異。
鄒幸彤說：“本土派可能是出於真正關心身邊的事情，就是你愛這個地方，你想為這個地方做事，我覺得這完全沒有問題，只是說，你就算關注本土議題，不等於你不能跟像我這樣關注中國議題的人做朋友，因為在這種基礎上其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我覺得沒有根本上的矛盾，而且我覺得今年是比較明顯的，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就多看到本土派和我們這種做中國事情的人，能夠交上朋友的情況。前幾年大家會很簡單地覺得，中國（大陸）是我們的敵人，所以中國（大陸）人是我們的敵人，其實中國政府是你的敵人，中國的人其實你要爭取他們成為你的盟友。”
12港人案連結中港
2020年8月，12名香港青年在海上被中國海警截獲，送到深圳羈押。一方面，中國大陸人權律師從各地前往深圳，要求會見當事人，而香港的社運人士則組織當事人家屬向媒體發聲。
鄒幸彤說，在12港人的營救行動裡，本土派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大陸人權律師。事後有本土派公開表示，中國的人權律師可以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同伴。
鄒幸彤說：“這個案子確實改變了很多香港人的想法，第一次那麼直接地看到兩地的抗爭其實是可以互相支持的，而且需要對方的幫助，譬如中國有個運動，你在（香港）中聯辦聲援，香港有個運動，國內（中國大陸）的朋友就會舉牌支持香港。香港人其實很需要那群人的幫助。透過這個案子其實大家看到，中國（大陸）不止是你的敵人，其實有你的同仁在裡面。”
“12港人案”也讓鄒幸彤體會到，面對強權不能委曲求全。
鄒幸彤說：“如果你只是單向去聽它的話，去避開它的紅線，它叫你不要見媒體，你就不見媒體，叫你不要曝光裡面的酷刑，你就不曝光的話，到最後案子通常會死得很難看。公眾的關注是一個力量，媒體的關注也是一個力量，連國際的關注也是一個力量，你有這個力量，它就不敢太亂來。'12港人案'放在中國的司法來說不算是太差的處理。政府基本上遵守了刑事訴訟法所有相關時間限制，通知書和通告起碼是會公佈出來的，不會秘密審訊完畢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們知道很多人在盯著看。你必須表示出一種我不是任由你控制的態度，這樣才能有比較好的結果。”
香港司法淪為打壓工具
另外，47名香港人因組織或參與民主派初選，今年3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控方認為，各被告串謀策劃犯案，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堅持實施該計劃。
鄒幸彤作為其中一名被告鄒家成的辯護律師，目睹了該案連續4天的保釋申請聆訊，因而確認，香港的法庭已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
鄒幸彤說：“其實不需要去經歷那4天的審訊，你也知道'47人案'本質是政治檢控。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參與初選選舉，推動政策平台，用你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去做一些改變，這又為什麼會變成違法呢？能把這包裝為一個法律問題，其實我也很佩服那些控方的人。整個事情明明白白的就是要把民主派的政治領袖給抓進去嘛。”
她說：“47人案”和“黎智英案”是國安法下香港司法獨立岌岌可危的縮影。
鄒幸彤說：“國安法是明擺著的干預。它給予行政部門權力去任命某種法官。公眾獲取的印像是，它們會挑選親北京的法官或立場比較保守的法官去出任國安法官。公眾是不可能相信你這法庭是完全獨立的。來自政府的各種施壓和吹風也構成對法官的威脅。你政權這樣威脅怎麼可能獨立呢？所以，香港的司法獨立確實受到很大的威脅。”
香港支聯會多年來一直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綱領核心。 6月12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一個論壇上表示，叫囂“結束一黨專政”的人是香港繁榮安定的真正大敵。
鄒幸彤則強調，自己作為支聯會副主席有責任把關，不會因為駱惠寧等官員或者親北京學者的言論而改變綱領。
鄒幸彤說：“支聯會是一個神聖的組織。它是為了一個理想的價值觀而存在的。就是平反八九民運，爭取中國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這個立場和態度都要擺出來，去守住香港人的尊嚴。我覺得國安法通過以來，我們為了所謂的保存實力是有點進退失據的，但有些立場和價值是肯定要堅守的。支聯會就是這樣一個立場為本的，而且30多年來彰顯了香港人良知底線所在的一個組織。你們任意改法律也好，任意利用法庭打壓也好，都不會改變我們的堅持。我覺得不能夠因為這些吹風就自我解散、自我繳械。你可以把我關進牢裡，我的立場還是'結束一黨專政'。起碼這個態度我擺在那裡。”
六四前夕遭港警扣查
六四前夕，鄒幸彤在臉書上發貼文表示，自己將以個人身份在六四當晚進入維園，其後，她被香港警方扣留超過30個小時才獲釋。
鄒幸彤說：“其實是存在著風險分擔的考慮。一個團體和一個個人可以承擔的風險是不一樣的。這個運動還要延續的話，如果不能用組織的名義，那就用個人名義吧。延續六四燭光，延續這個記憶的抗爭是很重要的，如果是個人名義的話，一旦被關了也是個人的問題。”
鄒幸彤無法在維園紀念六四，在她被扣留期間，維園被警方重重封鎖，然而，數以千計香港人當晚在維園外圍以及鬧區的大街小巷，手持手機燈光或燭光遊走。
鄒幸彤說：“國安法（實施）以來，大家都嚇得挺厲害的，整個公民社會都沉了下來，再也看不到有人上街參與大型遊行。六四讓我看到了一個轉捩點。大家又走出來了，又開始願意走上街頭了。恐懼是肯定有的，但怎樣在恐懼之下生活、行動、反抗？我覺得在六四這裡是看到了一點，然後也希望大家慢慢學習到怎樣在恐懼下抗爭。”
澳門和香港一樣，從去年開始禁止民間團體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今年澳門政府更進一步，首次把禁止六四集會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鄒幸彤呼籲香港人，不要因為政權恐嚇而後退。鄒幸彤說：“我覺得，香港為什麼還沒有跟澳門看齊呢？我們的力量不同嘛。香港30多年維園燭光的累計是它不敢輕易去動的。突然說'六四沒有屠城'，你會激起大家很大的反彈。它是會忌諱這種民間的反彈的。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先不要覺得自己沒有力量。其實是有的。就是為了避免香港變成澳門目前這種狀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