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新冠肺炎重災區的新加坡，近期疫情逐步受控，民眾的日常工作與生活基本恢復正常，但與此同時，當時數以萬計外籍勞工，包括不少來自中國的工人，仍然被強制隔離。無法正常工作卻被迫滯留新加坡的外勞，他們的人權是否得到保障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美國之音接觸到一名曾因感染新冠肺炎被強制隔離的中國工人，從中了解到新加坡外勞宿舍的實況。
2019年，韓永吉從老家河北定州市到新加坡當建築工人，本來每月賺取到兩千多塊錢新加坡幣，但他不幸在工作期間發生工傷，右眼失明，治療期間更遇上新冠肺炎疫情，長時間要在外勞宿舍接近隔離。
韓永吉向美國之音回憶，被隔離時要和另外11個名工人睡在同一房間的上下舖床，共用洗手間和廚房。
韓永吉說：“三米乘四米的一個房間。我們這房間住了十二個人全部都是中國人。鐵床。雙層床。兩個洗手間一個廚房。洗衣服不方便。洗完沒有地方晾乾。每天伙食會送到勞工營，他們會用喇叭吆喝一下，每家宿舍會派一個人去拿。” 韓永吉對於外勞宿舍的安排基本滿意，但失去人身自由使他難以忍受。 韓永吉說：“它不讓你出宿舍，專門有人看著你，一看見就喊你。我們接受隔離時，在院子裡可以走動，甚至安排早操活動，讓我們心情愉快。人們都想出去透透風。留在宿舍裡沒有病也會熬出病。時間太長了。” 疫情使外勞宿舍人心惶惶。
韓永吉埋怨宿舍為工人提供的監測太少，自己和多名室友幾乎被延誤診斷。
韓永吉說：“我們在勞工營，兩個月內總共才檢查了四次。它根本把我們勞工不當回事。一開始一個也沒有感染。 最後一次檢查當中，12個人檢查了六個，我們六個都有（感染），就把我們六個人搬出去了。工人對政府一點信心也沒有，都想回家。”
韓永吉本人已於上個月返回中國。
新加坡半數外勞感染新冠肺炎
韓永吉所描述的外籍勞工感染情況並非個案。根據新加坡官方數字，疫情爆發至今全國共有接近六萬起確診個案，當中絕大部分是經由核酸檢測證實受感染的外籍勞工，但如果連同接受血清測試的外勞一起計算，染病外勞總數超過15萬人，也就是說，住在40多家外勞合法宿舍的超過30萬名外勞，幾乎每兩人就有一人受感染。
韓永吉的個案一直由外籍勞工權益保護機構“情義之家”社工陳宇翰跟進。陳宇翰向美國之音表示，新加坡約有三分之一的外地勞工是住在勞工宿舍。新加坡政府的宿舍法令也主要是針對這批外勞。
陳宇翰說：“（法令規定）他們沒有雇主的允許是不能離開勞工營，除非有特別的情況，譬如醫院的預約等等，所以他們每天要工作的話，會有雇主派專車把他們載到工地，做完工就會乘車回到工地。工人們不能私自出外活動，連到超市買東西也不可以。”
“情義之家”曾向政府反映外勞的困境。其後當局頒布了另一法令。
陳宇翰說：“過去數月有報導說，有外勞在勞工營裡自殺了，暴露了很多工人已經出現心理問題，所以我們向政府提出了，過多的封鎖和管制會對工人產生心理上的影響，其後政府頒布了新的法令，容許工人每周有三個小時到特定的休閒中心，但後來發現這個政策並不討好。為什麼呢？三個小時太短了，一來一回就已經一個多小時了，剩下的時間並不多。另一方面，外勞也必須向政府申請。通常這類消閒也就是去見見朋友聊聊天，一個人出去逛街是很無聊的事情，見不到朋友對他們也沒有什麼意義。”
媒體人：隔離外勞形同歧視
新加坡獨立媒體工作者韓俐穎十分關注當地外勞的處境。她向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疫情受控後，政府進一步放寬對普通民眾的限制，，但外勞變相失去自由的情況仍然持續。
韓俐穎說：“為什麼他們現在還是有這些限制，還是不能出來？出來的時候還要申請？我們新加坡人都可以出去逛街，探親吃飯，連看電影都可以，沒有理由把這些工人一直限制在宿舍裡面。”
去年四月中，新加坡疫情日益嚴峻。政府從那時開始把感染數字一分為二把外勞宿舍的數字區分出來。韓俐穎認為，此舉等同社會歧視。
韓俐穎說：“從一開始就已經把這些工人和新加坡民眾區分對待。疫情還沒開始就已經是這樣。疫情爆發後，當局分別發放感染數字也沒有什麼意外。政府說的，他們（外勞）不算是真正的Singapore residents (新加坡居民)，只是暫時性在新加坡工作而已。”
韓俐穎表示，就連當地一些主流媒體也火上加油。
韓俐穎說：“'聯合早報'居然登了一篇文章，說大多數移工（外勞）來自落後國家，他們的衛生和生活習慣都和我們不一樣，所以如果要抵抗疫情，就需要這些工人配合一下，打掃乾淨他們的生活環境。其實這個是我們的問題。我們把他們關進這些宿舍裡,”
自從疫情爆發後，新加坡外勞宿舍的設施與衛生條件備受外界質疑，認為工人自由被限制，無法保持社交距離，大大增加了傳播風險。
韓俐穎說：“有一些工人說，他們被隔離的時候，不清楚是因為他們染病被隔離，還是因為他們的室友染病而被隔離。讓他們最擔心最害怕的是，那些管理人說，我們要把你移到另一房間去。他們不知道為何要搬出那個房間，是因為他們自己染了病，還是因為別人染了病。”
滯留宿舍的外勞除了擔心染病，也擔心停發工資下家人生計難以維持。
韓俐穎說：“經濟的壓力就變成精神壓力。他們打電話回家時，不僅不可跟家人交待他們有沒有染病，還不可以跟家人交待有沒有錢寄回去。一天到晚在房間裡其實沒什麼事好做，也就一直坐在那裡想。最糟糕的是，其實宿舍的環境本來就挺惡劣的，隔離期間突然要在房間里呆一整天，他們就說很熱很不通風。”
外勞為自保保持沉默
韓俐穎表示，外勞在新加坡沒有什麼發言權。工人普遍擔心，一旦自己的言論引起雇主或政府不滿，有可能會被遣送回國，也因此留下的人都選擇保持沉默。
韓俐穎說：“我們的路，我們的這些建築物，我們的醫院，我們的市場和學校都是他們建的，甚至我們的政府組屋都是他們打掃的，所以其實我們欠他們很多，因為他們的功勞，我們才能發達。我們給他們的工錢又給的特別少。”
數字顯示，連同外傭在內，目前新加坡約有60多萬名外地勞工。 “情義之家”社工陳宇翰向美國之音表示，從事藍領，也就是建造、海事、製造和服務行業的外勞當中，中國工人佔比為兩到三成。
陳宇翰說：“最近這幾年大部分是來自河北、江蘇、山東、安徽，東北的也有，吉林省的也有，早十多年前來自南部省份的會比較多，現在來的主要是北部的。促使移民工來這裡的最大的原因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吧。雖然目前看起來，中國的發展好像很不錯，可是農民工還有體力勞動這類工人，不是每個都能夠找到工作。”
陳宇翰說，在去年疫情最嚴峻期間，有很多中國工人選擇離開新加坡。當時他每天接到許多中國工人的求助電話，但他也提到，部分行業對於勞工需求下降也影響到中國工人的去留。
陳宇翰說：“特別是海事跟建造業，跟體力勞動有關的這個領域開始緩慢下來，出現萎縮。很多雇主收緊褲帶，傾向於僱傭那些印度和孟加拉籍的員工，而放棄中國籍的員工。一個中國籍員工的工資可以達到其他國籍的三到四倍。從幾年前開始就有這個趨勢，雇主開始放棄中國籍的員工。”
新加坡對新冠疫情的防控和追踪能力備受國際社會讚揚，但強制隔離外勞的措施，卻讓這座國際城市的形象蒙上污點。
美國之音記者就外界對強制隔離外勞的質疑，透過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邀請人力部官員接受采訪以及發表聲明，可是到週四截稿為止，有關方面還沒有任何回應。
不過，新加坡人力部去年成立“保障、關懷與接觸小組”接手外勞宿舍的抗疫工作。小組發言人Martin Koh日前對亞洲新聞台表示，當局會著手改善宿舍的環境。
Martin Koh說：“當局正與宿舍負責人緊密合作，希望能為外勞提供更寬敞的環境，但一切都需要時間。我必須澄清，外勞不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報導，有關禁令只限於高風險的上班繁忙時間。在其他時段，外勞可以乘搭交通工具，即使我們強烈呼籲雇主為他們安排接送。”
Martin Koh表示， 隨著疫情緩和下來，外勞獲准離開宿舍的次數可望增加，但他強調，除非疫情結束，否則當局不會取消對外勞的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