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天安門鎮壓事件距今已經32年了。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周鋒鎖在clubhouse舉行系列活動“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裡，經歷了什麼？”這個活動邀請了六四運動的親歷者講述自己的故事。他們中不少是當年留學美國的學生或學者，如陳軍、任松林、于大海、洪予健等人。美國之音記錄了這幾人當年的激情歲月；記錄了他們在尋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所經歷迷茫、覺醒和失望；記錄了他們在六四運動前後的所做、所見、所想，為我們今天了解六四運動當年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海外民運的影響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
“六四”屠殺後，中國大陸的民運事業中斷，卻在海外得到了延續，幾位當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續著六四精神，六四已經構成了他們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篇報導是根據幾位當事人在clubhouse的談話和美國之音的電話採訪綜合而成，共分上下兩個部分。這裡是上半部分。
陳軍：親歷者不要自我神聖化
陳軍1958年出生於上海的一個“歷史反革命”家庭。他從小隨一個遠房叔叔長大。 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次被揪出，後來自殺。陳軍無奈又回到了母親身邊。 1976年，中學畢業後，陳軍進入上海冶金修建安裝公司當電焊工人，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 1983年，陳軍復旦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冶金局技校當教師，1984年與美籍太太一起赴美。
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 2月13日，北京文化界33人聯署致人大常委會及中共中央公開信，支持一個多月前方勵之個人寫給鄧小平的公開信。這33人公開信的發起人正是陳軍。此時，陳軍已回北京開捷捷酒吧。他在上海可可樹酒吧與劉曉波、崔健、王朔等許多文化人成為好友。陳軍回憶說，當時他有三條主張：取消反革命罪，釋放政治犯，如果不能釋放，至少應該改善他們在獄中的待遇。有一天，他和詩人老木說起這個主張，老木就說去找北島。之後，他們又找到方勵之家，方勵之認為內容過於激進，又把公開信的內容修改定下來，逐一找人簽名。
陳軍說，當時簽名的人一共有33位，他作為發起人，簽在最後，原因有兩個，一是當時那些都是有分量的人，自己不是那麼有名；二是自己年輕氣盛，其實有些看不起北京的這些知識分子。
陳軍回憶，當時徵求籤名的人中，錢鍾書沒有簽名，理由是他多年來不跟共產黨有任何關係，現在也不想有什麼關係。簽名信完成後，陳軍在他的酒吧中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紐約時報等世界各地的記者都來了。陳軍說，“當時我講了一句話，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第一次打破沉默。”同時，他們還呼籲，要把特赦政治犯一事變成人大的提案、成立魏京生問題調查委員會、建立一個聯繫簽名的信息中心、要求在下屆人大會上把“保障人權”寫入憲法等。
第二天，世界很多國家的報紙大幅報導了三十三人簽名致中共中央和人大的“公開信”的事情。中共司法部立即做出了反應，點了陳軍一個人的名，指出陳軍是“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人，併兩次讓當時簽名了冰心出來講話，說是受了陳軍的欺騙。
陳軍說，自己和冰心並沒有直接接觸，對冰心不是很了解。但是，當時她在中國獲得那麼大的名聲，能被供養起來，是有理由的。當然也不能說她完全沒有良知。巴金八十多歲最後寫一本書叫《真話集》，講真話，這難道不是小學生就教的，這難道不是我們社會的悲哀，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
陳軍回憶，當時北島也責怪他，為什麼沒有把他是中國民聯成員的事情告訴他。陳軍錶示，“自己是不是中國民聯成員和簽名信沒有多大關係，簽名者只為簽名信的內容負責，我們不是按照共產黨的規則在玩。如果中國民聯支持人權和民主，我就支持中國民聯。”
在花了一個月寫成《關於一九八九年特赦問題的報告》後，3月18日，陳軍以個人名義向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提出了報告，設法托記者把這個報告交到兩個人大常務委員手中。後來，陳軍又在一個飯店舉行了部分簽名者與部分人大的港澳代表的座談，試圖建立一個程序，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來研究和提出某些具體的政策建議，在現有法律容許的範圍來從事人權活動。此時，中國政府對陳軍的監控更加嚴密了，每天有三輛車在門口，因為他們家三口人，每一個人外出都有一輛車跟著。 4月，陳軍便被驅逐離境回到美國紐約。
這個時候，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也到了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曾在北京參加自由競選的胡平，也在1988年從哈佛大學退學到紐約，全職擔任中國民聯主席。 4月15日，因“八六學潮”被迫辭職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髮起“悼念胡耀邦”的活動，這場活動立即引起當時在紐約的胡平、劉曉波、陳軍等人的關注，並立即採取行動聲援北京學生。
1989年4月20日，香港明報發表報導“胡平、劉曉波、陳軍等十人共同發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糾正錯誤“。在“改革建言”中，他們提出“重新審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隨後，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文“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同一天，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胡平、陳軍等人聯署。五天后，4月26日，劉曉波中斷了訪學計劃，提前回國，參加這場民主運動。
在談及劉曉波回國的原因，陳軍說，當時我和劉曉波、胡平有一個想法，就是要和上一代知識分子斷奶。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雙重人格，是多重人格，在重要議題上保持沉默，既要鮮花掌聲，也會有意規避風險，這本是人性使然，沒什麼好批評的。但是，這是這個社會最精英的一群人，他們在小事上都不能堅持最基本的原則，不知道個人權利，不知道權利大於個人是非利益，就悲哀了，所以，我當時是有些看不起北京知識分子的。我和劉曉波之前就有過很多對知識分子的反思。我和他是想開一個有關劉賓雁“第二種忠誠”研討會的（編者註：《第二種忠誠》劉賓雁1985年發表的報告文學，講述了兩位不斷以死向黨諫言的普通人的故事。），第二種忠誠潛台詞其實是為國家好、為黨好，不去說我們有沒有批評政府的權利，而是從社會賢達的角度給政府分憂獻策。
要開研討會的消息傳到劉賓雁那裡，劉賓雁批評劉曉波，說他年少輕狂，想以批評名人來出名，說中國民聯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政治上幼稚、極端。
北京學生開始紀念胡耀邦的時候，劉曉波認為，談了多年的民主自由的機會終於來了，知識分子不能作壁上觀，不能只做指點江山的角色，而是要通過實踐去檢驗自己的觀念。這便是他回去的原因。
1995年之後，陳軍逐漸淡出海外民運活動，他形容自己是從一線退到三線，不過，他沒有停止對中國民運的反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思，甚至對六四學生的反思。他說，我是學哲學的，更願意從人性角度去思考，而不要站在一個龐大的政治話語體系裡來理解這場運動，自我神聖化，而把人性的弱點消除。
任松林：做民運不能“與時俱進”
任松林，1954年生於北京，是當年北平軍事法庭主任檢察官任鍾垿之子。 1982年南開大學物理學學士，1984年自費到美國麻州大學留學，1986年取得物理學碩士後到肯塔基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學位。
任松林回憶，當時許多留學生和他一樣，是文革的倖存者，也是恢復高考後的佼佼者。當時國內改革開始起步，似乎鬆動了不少，留學生中指點江山的“國士”風氣很濃。也正是如此，他在肯塔基大學認識了中國博士後吳方城，並成為好友。
任松林回憶說，1983年王炳章博士創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即中國民聯），是海外第一個留學生的反對組織，在當時的留學生中，有相當的影響力。而民聯出版的《中國之春》雜誌在留學生中流傳很廣，“其論點是繼七十年代末期'西單民主牆'，批評時政，鼓吹民主，風靡一時，對當時的留學生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
1987年，吳方城邀請民聯主席王炳章博士來學校演講，當時中共已公開定性民聯爲“反動組織”，因此，雖然它在美國是公開合法的，但在當時留學生看來，是地下的、神秘的。不過，王炳章的演講卻十分成功，也拉近了學生和民聯的關係，肯塔基的民聯因此發展起來了。
任松林介紹，在當時，肯塔基大學有一個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簡稱聯誼會），英文簡稱CSSA。 “聯誼會”的經費基本是從大使館領取的。當時“聯誼會”有一項任務就是匯報學生中的動態，包括政治思想，學習狀態等等。什麼時候過了考試、什麼人轉系、什麼人做什麼課題、什麼人打工、什麼人有傾向想留在美國找工作。什麼人有不滿言論等等事無鉅細統統匯報，“聯誼會”的骨幹自覺或不自覺的成了特殊學生。為了有效的監控大陸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大使館還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間建立了地下“黨小組”。當時的留學生都想畢業留下來工作，千方百計的不想讓國內知道其學習進展情況，對打“小報告”的間諜行為深痛惡絕。
1987年，兩次留學生的公開簽名信活動激化了肯塔基大學“聯誼會”與留學生之間的矛盾。 1987年1月17日，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因“資產階級自由化”被鄧小平點名，先後開除黨籍，甚至公職，全美大陸留學生對國內“反自由化”自發發起簽名抗議活動，簽名的留學生達上千人，在海外各大中文報紙公開登載引起轟動。
第二次簽名則是留學生就大陸當局對所謂“公派” 學生無論是否接受過公費資助都要求限期回國的政策不滿。他們要求改變這一規定。任松林說，當時的留學生若是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大使館就只給兩年的護照，學生完成博士論文就得回國，沒有留在美國工作的機會，因此引起留學生的不滿。第一次簽名活動負責人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於大海；第二次簽名活動總負責人是哈佛大學的裴敏欣。而在這兩次簽名活動中，任松林負責肯塔基大學的組織活動。
正因為有了這兩次簽名活動的組織，當時肯塔基大學的大陸留學生對任松林充滿信任。 1988年5月，肯塔基大學“聯誼會”到期要改選，於是許多同學請求任松林出面競選。任松林答應了。任松林回憶，選舉是在研究生宿舍後面的草地上舉行的，推薦候選人、投票、唱票、宣布結果，一個多小時後，選舉完成。任松林當選為會長，吳方城為副會長。
選舉結果讓大使館非常惱火，卻無法推翻合法選舉，只能另外再註冊一個“聯誼會”，英文簡稱為CSA，少了一個S，而中文也叫“聯誼會”，“聯誼會”成了雙胞胎。就這樣，“肯塔基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第一個海外中國留學生的獨立自治學生組織誕生了。
任松林回憶，當時這個獨立學生組織和後來的全美學自聯（“全美中國學生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以及在國內轟轟烈烈的學運其實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只是希望當時學校中共控制的留學生組織能和大使館保持正常的關係，不要打小報告，學生組織只能代表學生，不能代表政府。
但是這次選舉，卻得到了十幾個媒體的報導，尤其是中國政府插手選擇和控制學生組織的事情，讓這件事甚至都上了當地報紙的頭條。
一年後，這支學生組織成為中西部留學生支持北京學運的主要力量，因為在六四屠殺之前，代表整個學校支持學生運動的只有肯塔基大學，而其他學校的留學生只是代表個人。所以，雖然他們離芝加哥有6小時的車程，但卻成為六四屠殺前唯一的參加民運的學生組織。
任松林回憶，就在“四·二六社論”發表的第二天，他與芝加哥大學留學生李三元等四位留學生去中國大使館遞交了抗議信，代表中西部留學生反對“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他說，當時我們的活動與國內的學生運動息息相關，幾乎北京的學生有什麼活動，我們這邊就會積極響應。
1989年6月4日凌晨，中共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武力血腥清場，舉世震驚。任松林回憶說，當時我們和國內學生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所以很快就知道了屠殺的消息。於是，中西部27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四千多人立即組織起來，在芝加哥中國總領館前抗議屠殺。留學生們獻出兩個大花圈，寫了兩幅輓聯、一副黑棺材前導壓陣，遊行抗議，每人均佩戴黑紗，頭纏白布。在此次遊行中，中西部27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普度大學開會，成立了“美國中西部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成立，”發表了“告中華同胞書”，並印發“6·3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真相”，並做了一個刊物《吶喊》。
作為這次遊行的總指揮，任松林回憶，當時他提出了一個口號：“打到共產黨!”當時27所大學投票，有四所大學反對這個口號，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學，但還是通過了這個口號。遊行的時候，卻始終沒有人願意帶頭喊。於是，任松林急了，在喇叭裡喊出這個口號：“打到共產黨！”沒有想到的是，全場也都跟著喊這個口號。任松林說，像王丹他們，在我們眼裡其實還是年輕學生。我們這種經歷反右、文革，家破人亡的人的，反對共產黨不是從六四屠殺才開始，而是從來都反對共產黨。當然，當時喊出這個口號，並不是說要從肉體上去消滅中共，這只是一個試金石，看看思想認識水平，看看有多少人能接受這個口號。
據當時媒體報導，美國中西部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成立並不是孤例。 “六四屠殺”使得當時留學生紛紛成立自己的學生自治會，對中共實行兩不政策--既不承認李鵬政府，也不與李鵬政府合作。 6月4日下午，在MIT（麻省理工學院）舉行“6·3慘案追悼會”（最初用“6·3”，幾天后開始用“6·4”），波士頓地區的大陸留學生自治聯會宣誓成立。
6月12日，哈佛大學中國留學生自治會成立。 6月13日晚，波士頓大學中國留學生自治會成立。 1989年7月28日至31日，全美近兩百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三萬多名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選出350多位代表在芝加哥召開大會，通過了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憲章，選舉了主席副主席、理事會和監委會，宣告獨立於中共控制的“全美中國學生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全美學自聯）在8月1日成立。胡平形容，全體留學生齊上樑山。
任松林回憶，1989年10月1日，在“全美學自聯”的組織下，當時4萬名留學生到DC遊行示威，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遊行，當時幾乎所有的留學生都會參加“全美學自聯”。 1992年，全美學自聯成功遊說國會通過《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使得當時的中國留學生都獲得綠卡，並成為海外民運的主要力量之一。
任松林說，幾年後，“全美學自聯”五大在肯塔基大學舉行，地點是在列剋星敦（lexington），剛好與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小鎮lexington同名，於是有人戲稱1988年5月肯塔基的獨立學生組織的選舉打響了海外民主共和戰鬥的第一槍。
任松林說，“全美學自聯”成立後的前五年可以說是海外民主運動的高潮，學自聯也發揮了重要的組織作用，再加上那會兒的留學生大多因家庭成分不好，飽受荼毒，因此，雖然有一些不敢說話，但整體都是支持民運的。不過，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後，國內江澤民主政，提倡“悶聲發大財”,而這時留學生都已經獲得了綠卡，也開始趕大潮回國創業，如最典型的例子亞信的丁健。對此，任松林感嘆，做民運不能“與時俱進”，否則就和共產黨同流合污了。
1992年，任松林在肯塔基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後從事科技工作，2012年退休。現在，他從事抗戰和國民政府戰後對日本戰犯審判的歷史文獻的蒐集、整理、研究。任松林先生的父母都曾在北平軍事法庭工作過，其父親任鍾垿任當時首席檢察官，母親潘瑜為少校通譯官。文革中其父母均因迫害相繼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