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天安門鎮壓事件距今已經三十二年了。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周鋒鎖在clubhouse舉行系列活動“1989年的今天，你在哪裡，經歷了什麼？” 這個活動邀請了六四運動的親歷者講述自己的故事。他們中不少是當年留學美國的學生或學者，如陳軍、任松林、于大海、洪予健等人。美國之音記錄了這幾人當年的青蔥歲月；記錄了他們在尋求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所經歷激情、覺醒、和失望；記錄了他們在六四運動前後的所做、所見、所想，為我們今天了解六四運動當年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海外民運的影響提供了難得的一手資料。 “六四”屠殺後，中國大陸的民運事業中斷，卻在海外得到了延續，幾位當事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續著六四精神，六四已經構成了他們生命的一個重要部分。這篇報導是根據幾位當事人在clubhouse的談話和美國之音的電話採訪綜合而成，共分上下兩個部分。這裡是報導的下半部分。
于大海：不後悔參加了民運
于大海，1961年出生於天津，1978年，在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獲獎。當年10月，免試進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1980年，全國各地舉行縣區級人民代表選舉，很多大學都出現了熱烈的競選運動。北大學生如胡平、王軍濤也參加了海淀區人大代表的競選。當時19歲的于大海也參加了自由競選。于大海回憶，當時王軍濤和我一個系，我對社會問題也挺關心的，但是王軍濤和我又不太一樣，他是共青團的，我覺得自己的理科生票源還挺多的，而當時參加競選的文科生多，如胡平。於是，我也報名參加了選舉。競選之後，才發現自己演講水平、理論水平還差很多，有一種失落感。不過，年輕的于大海很快恢復，並始終保持著對政治的熱情。
1982年9月，于大海通過李政道發起的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USPEA），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不久，于大海想轉學文科，覺得將來回國對改革更有用。他給李政道寫信講了自己的想法，李政道勸他不要妄動，但于大海主意已定。 1983年3月，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鄒至莊教授請于大海去面談。不久，于大海獲得錄取，到普大讀經濟學博士。那一年，受到鄒至莊教授舉薦來普林斯頓大學讀經濟系博士的還有此後成為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的楊小凱。
于大海說，當時我不知道楊小凱是誰，後來看到報導才知道他因為寫了一篇《中國向何處去》被判刑十年。鄒教授看了楊小凱的書，覺得是奇才，才把他弄到普大讀書的，我與楊小凱的交往，也增強了我對政治迫害的反感。
開始讀經濟學後，于大海發現，美國學的經濟學與國內的馬克思主義正統經濟學相差千萬里。他覺得，在北美學經濟的中國留學生應該聯合起來，形成一種力量，以免回國之後被迫害，或是打成右派，以後回國也可以互相幫助。於是便有了建立留美經濟學人團體的想法。
于大海回憶，第一次聚會主要是楊小凱安排的，地點在紐約，時間是1984年4月17日，當時有8個人參加，大家一起談了下個人經歷、讀書體會和對國內經濟改革的看法，同時也希望組織更大規模的聚會。之後，于大海和楊小凱商量下次如何舉辦。
在秋天的時候，他們得出結論：第一，1985年的聚會要打開大門，請全美的中國留學生參加，並設法找錢給與會者報銷路費；第二，把聚會變成正式的學術研討。
因為楊小凱的學業壓力大，所以接下來的工作便主要落在了于大海身上。為了向福特基金會申請基金，1985年2月4日，于大海在新澤西州註冊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他與楊小凱，還有哈佛大學的錢穎一成為第一屆理事，就這樣，第一個留學生獨立註冊的學術團體誕生了。
于大海回憶說，當時我們把新成立的學會定位為獨立的學術團體，不像學生學者聯誼會受使領館的領導，也不像民聯那樣屬於政治團體，可以說這是首創。學會註冊成立後，我們想，爭取把第一次會議放到紐約領館開，因為第一，我們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就放在他們眼皮底下開，讓他們放心，以後回國方便。第二，方便解決食宿，比在外面吃住都便宜很多。
1984年11月，于大海便去紐約領館提出開會要求，跑了好幾趟，終於在1985年5月勉強同意。於是學會第一屆年會於1985年5月25日在紐約領館召開，有58人參加。第二天學會成立的討論上，選舉了負責人，于大海成為首位學會首任會長。
學會的迅速發展超出了于大海和楊小凱的預計，1986年第二年年會的有120人參加，此後不斷迅速發展，至今依然非常活躍。
1987年學會年會後，于大海退出了學會理事職務，其工作重心漸漸轉向民運。
于大海在北大物理系讀書時，便曾請方勵之到北大做演講，中間人便是方勵之的太太、北大物理系教授李淑嫻。後來，方勵之在普大做訪問學者，與于大海有了更多的交往。 1987年1月，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鄧小平點名，開除黨籍。不久，胡耀邦下台。在得知方勵之被點名開除黨籍的消息的第二天，便有學生找于大海寫公開信簽名，當時他因為創建留美經濟學會出了名，又曾學習物理，就這樣推到了風口浪尖。這次簽名非常成功，有一千多名留學生簽名，並刊登在許多媒體上。于大海說，這份公開信和簽名對於當時結束“反自由化”還是起到了推動作用的。
于大海回憶說，1989年4月，他也參與了劉曉波、胡平、陳軍那兩封信的聯署，當時這兩封信都是胡平起草，胡平、劉曉波在《中國之春》編輯部發起。
回顧六四，于大海說，我認為自己在這期間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請一個朋友帶了2000美金的捐款到廣場。據說這筆錢是第三大筆外匯捐款，可以支持學生在廣場一天的費用。所以說，我對八九民運做了一點實在的支持，唯一後悔的是捐得不多。
六四屠殺之後，于大海幾乎全力從事民運工作，先是被陳一諮勸去主持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1991年又出任第五屆中國民聯主席。此後又創辦《北京之春》並擔任主編，直到1996年7月，才重新返回普林斯頓繼續完成博士學業。此時，已經距離他通過博士資格考試11年。 1997年12月，于大海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 1998年2月，在波士頓附近的塔弗茨大學當助理教授。
儘管從事民運工作耽誤了自己學業的完成，但于大海說，我不後悔。在回普林斯頓完成博士論文之前，他寫了一篇文章“民運的光榮”，在文章中，他把民運參與者比做不計報償的燈塔建造者，他們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即使得不到相應的報償和承認，也有理由感到自豪。
于大海回憶，在六四屠殺後，所有有良知的人都義憤填膺。留美經濟學會負責人找到他，就公開表態徵求他的意見。然而，于大海的想法出人意料。他說，學會強調學術性，政治上要前後統一；其次，留美經濟學會好比我的孩子，我自己無所謂豁出去了，學會就不要。不過，當時學會還是表態了，對屠殺表示憤慨。于大海說，我對錶態不贊成，調門太高。不久，學會迫於大勢，又和官方恢復了接觸。于大海又說，這我也不反對，維護推動經濟改革還是需要人才的。對於那些拿了六四綠卡後又回國創業的人，他也表示理解。
1983，于大海從物理學改學經濟學就是想著回國，更好地參與國內經濟改革。然而，直到1994年底，有一份限制入境的49人名單被洩露出來，于大海才知道自己早在1991年8月就上了這個黑名單，無法回國。
最近，于大海寫了一本自傳，前面兩章的內容是有關留美經濟學會的，後面十幾章是有關中國民聯和海外民運的，書名叫《我的中國心》。
洪予健：為了信仰
洪予健，文革中的老三屆，1968年上山下鄉當農民的時候，洪予健還不到16歲。 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化學系。 1985年，入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從事物理化學方面的學習研究。
洪予健說，他是懷著追求科學與民主的願望來到美國的。賓州大學屬於美國的常青藤，所以，當時他非常滿意，以為可以大展身手。然而，在學業上，他覺得自己走入一片黑森林，發現科學中的許多解釋其實都是某種假說，只有相對價值。
同時，“民主”也讓洪予健開始感到失望。
1987年初，留學生第一次大簽名——抗議“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胡耀邦下台簽名的時候，洪予健發現當時賓大留學生，包括他在內，只有5個人簽名。這讓洪予健感到困惑，為什麼到了海外還不敢說真話？那豈不是一輩子都沒有機會說真話？他說，當時我太太也勸我不要簽，害怕不能回國，我說不行，不能一輩子這麼窩囊憋屈，否則以後會後悔的。
洪予健在這次簽名之後，一發不可收拾。李鵬頒布戒嚴令的時候，賓大學生都在階梯教室裡，堅決支持北京學生的訴求。洪予健第一個站出來，在賓大發表演講。六四屠殺發聲後，賓大學生在費城自由廣場進行了大型的戶外抗議，官方的學生學者聯誼會被打破了，各個學校成了自己的自治會，洪予健也被選為賓大自治會的成員。
洪予健回憶，當時他在費城地區主持“六四民主研討會”，每月一期，教室裡擠得滿滿的，然而七八次後，人就少了，還有人抱怨怎麼不通知呢，再後來就要一個一個電話通知。洪予健覺得奇怪，結果有人告訴他，老洪老洪，我們都上街拍了照，擔心回國遭迫害，若是再繼續參加就不好解釋了，有綠卡就好辦。於是，洪予健又為學自聯遊說國會，見了很多議員。 1992年，《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使得當時的中國留學生都獲得綠卡，然而還是沒有人參加研討會和關心六四，又有人告訴他，老洪，我們有了綠卡，接下來重點是找工作，買房子，中國和我沒多大關係，洪予健不由悲從中來。
洪予健說，當時說中國沒有民主是中國人教育不高，這其實是幌子，因為他們都是學生，而且還都是在海外留學生，精英中的精英。我和西人說這些的時候，他們都會說of course(當然)。可見，這不是知識的問題，而是信仰和價值的問題。於是，懷著對科學與民主的雙重失望，洪予健參加了賓大一個查經班，從此，走上信仰之路。
1991年春，洪予健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同年赴加拿大作博士後研究，在此期間信主。 1992 年秋入讀溫哥華維真神學院，1995年春取得基督教研究碩士學位。自1996年5月起，任溫哥華浸信會信友堂主任牧師。每年六四，加拿大溫哥華信友堂教會都會為六四發起禱告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