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3月10日在一場美中關係討論會上表示，中國政府的行為不是一個“自信的政府”的行為，而是出於對本國人民的“懼怕”，未來引爆美中對峙的一個潛在“爆點”(flashpoint) 正是中國自身的行為和制度弱點。博明也指出，拜登政府即將與亞洲盟國舉行的“四方會談”是對中國的有力反制。
在蒙大拿大學曼斯菲爾德中心舉辦的美中大國競爭討論會上，博明指責中國借助美國等民主國家的開放平台進行“信息戰”，其中包括傳播虛假信息、通過政治宣傳來加劇西方社會分裂和對民主制度的懷疑、蒐集情報和公民個人信息以施展“影響行動”等等。他同時批評了中國近年來在新疆、香港、台灣以及新冠疫情等問題上的做法，並表示，這會成為美中對峙的一個潛在“爆點”。
博明說：“這些都不是一個自信的政府的行為。這些都是一個極度偏執的政府的行為。這個政府懼怕自己的人民遠遠超過了它對美國的恐懼。它首先懼怕自己的人民。如果你看看中國花在內部監視和內部安全上的錢。這遠遠超過了他們花在軍事上的錢。而且中國的軍隊有時會被召集來參與鎮壓國內的平民。我們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屠殺中看到了這一點。所以我認為中國體制固有的弱點本身就是一個潛在的爆點。”
博明認為，拜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他尤其提到拜登政府在推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問題上所取得的突破。
博明所效力的特朗普政府曾積極推動“四方安全對話”的概念，並促成了首次四方內閣級別會談以及一系列內閣級以下會談。如今，拜登政府將“四方安全對話”帶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拜登總統將於週五(3月12日)在線上會晤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領導人。這是四國首次進行領導人級別的會晤。
博明指出，“四方安全對話”是對中國的亞太戰略的反制。
他說：“中國的戰略是在亞洲建立一個等級性的，在某些方面幾乎是帝國性的，以中國為中心的勢力範圍。所以，四方安全對話可以幫助抵消和防止這麼一個結果，那就是中國周邊國家的主權和獨立被削弱，最終繁榮與安全也受到損害。”
在對華戰略的問題上，博明並不認同今年1月的一份名為《更長電報》的對華戰略文件中所提建議。該文件由匿名的“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撰寫，其中建議將對華戰略的首要目標設立為，促使中國統治精英繼續在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際秩序中運作而不是建立敵對秩序。該文件還建議美國將對華目標指向更換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而不是推翻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權。
博明認為，這份對華戰略文件中所設立的目標是“有違自然規律的”，“就像是試圖把一頭大白鯊訓練成寬吻海豚”。
他說：“說服中共來支持由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而不去建立一個專制的替代秩序，這是一個不現實的目標。這是我們過去所試圖實現的，我們為此採取了30年失敗的對華政策。這就像是告訴共產黨結束列寧主義的一黨專政。北京將這種提議解讀為某種形式的政權更迭。”
博明還認為，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整個中共切割開也是不現實的。他指出，習近平代表了中共長期以來的大戰略和願景，他只是利用了一些更為嚴厲的措施來加速落實這些戰略和願景而已。博明認為，批判的矛頭還是應該直指整個中共。
他說：“我的觀點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應該付出代價。如果你是那個黨的一員，那就意味著你要為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的恥辱負部分責任，比如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我不認為這些行為代表了中國人民，它們也不能代表中華民族，但它們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所以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膽怯於批評中共或者它的意識形態和它所犯下的可怕暴行。”
博明指出，反制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為在華盛頓具有很高的兩黨共識。他在閱讀了拜登政府的臨時對華戰略指導之後，認為其延續了強硬風格並與兩黨共識相一致。他指出，這是各方都必鬚麵對的“新的地緣戰略現實”。
